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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3)

来源:网络收集 时间:2025-09-15
导读: 27 参考彼得豪尔,罗斯玛丽泰勒.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主义流派.何俊志等编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C].天泽: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69 28诺思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23

27 参考彼得·豪尔,罗斯玛丽·泰勒.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主义流派.何俊志等编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C].天泽: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69

28诺思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23

的实存与结构,也才能解释制度变迁的方向”29。行动者的行为分析具体包括二个方面,一是动机,二是对环境的辨识能力。

(1)行动者的动机

首先是利益最大化VS价值恰当。从古代到现在,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等基本上都把人性分为对立的二元:人性本恶与人性本善、利己与利他、利益算计与价值恰当、经济人与社会人等。同样,在制度研究中也存在人性假设的二元观:利益算计与价值恰当。利益算计的人性观认为,个体是理性算计者,具有外生给定的偏好或效用结构;具有外生给定偏好的行动者面对外生制度约束,做出理性算计、通过展开理性行动来影响结果,以实现个人偏好或效用的最大化或经济理性,即行为遵从“结果逻辑”。持这种人性观的主要是理性选择理论家。而在价值适当的人性观看来,行动者不仅仅是理性算计者,而且还是深嵌于为社会或文化环境中的个体;作为社会或文化人,其行动的逻辑不仅仅是效用最大化或后果逻辑,而主要是价值合理性,即行动遵从价值适当逻辑。持这种人性观的主要是文化人类学家、社会学制度主义者等。但从目前来看,越来越的研究者放弃上述两种严格对立的人性观。如历史制度主义者并没有严格假设行动者是理性算计者或效用最大化者还是社会文化人,而是采用宽泛的假设。由于生活史、所处环境等存在差异,行动者可以是遵循结果逻辑的理性算计者或利益最大化者,也可以是遵循恰当逻辑的社会人或文化人;甚至在不同的时期或同一时期,行动者既可以是理性算计者也可以是价值合法性的追求者。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不仅有财富最大化行为,还有利他主义以及自我实施的行为,这些不同动机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实际选择的结果。30历史地看待和宽泛界定行动者,可以使制度研究更具包容性和适用性。

其次,机会主义VS自我约束。所谓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是指在非均衡市场上,人们追求收益内在、成本外化的逃避经济责任的行为。31机会主义是指信息的不完整的或受到歪曲的透露,尤其是旨在造成信息方面的误导、歪曲、掩盖、搅乱或混淆的蓄意行为。32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如Williomson、Ostrom等通常持29

30诺思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24 诺思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27

31卢现祥著.新制度经济学[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6

32迈克尔·迪屈奇著:交易成本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34

这种假设。但有些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却认为,人类可以成为自我约束者,行动时严格遵守规则,通过公平交易来利己但没有损人。虽然亚当·斯密认为人类具有利己心,但并没有假设人类一定是机会主义者。因此,市场机制可以巧妙地利用人类的利己心,把人们增加自己利益的行动引导到增加社会福利的方向上来。33在实际生活中,人没有界限分明地划分为机会主义者或自我约束者,大多数人实际上是两种动机或行为兼而有之。人类是机会主义者意味着制度是重要的;但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人类的有限理性等意味着即使人类都是自我约束者,也并不意味着制度不重要。

(2)行动者的环境辨识能力:完全理性VS有限理性

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前提或假定是人是完全理性,即行动者拥有完备知识和完备的计算和推理能力。在纵向方面,他可以预测未来;在横向方面,他通晓资源、交易伙伴和环境等情况。但目前理论界的共识是,人的行为“即使是有意识理性的,但这种理性是有限的”。人的有限理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人的计算和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二是环境是复杂的。复杂的环境跟有限的计算与认识能力导致人的行为只能努力追求和接近理性,但不可能达到完全理性。西蒙认为,“如果我们接受决策者的知识和计算能力是受到严重限制的看法,那么我们就必须将现实世界同行动者对它的看法与理解区分开来。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关于决策过程的理论。我们的理论不仅要包括理解过程,而且还必须包括形成行动者对决策问题的主观表述的过程,他或她的心力过程。”3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诺斯认为,建立在对现实的主观感知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是决定人类选择的重要因素。35因此,如果行动者是有限理性的,那么行动者的行为过程将受到行动者主观模型(价值观、意识形态、认知模式、道德模板)或框架效应的影响,并且行动者追求的是结果满意而不是最优。有限理性意味着,行动者的主观模型必须纳入人的行为假设模型,即制度分析与研究必须考虑行动者内生属性对其行为的影响;同时必须对利益最大化假设进行必要的修正,即考虑价值适当逻辑对行动者行为的影响。 33

34卢现祥著.新制度经济学[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7 转引自诺思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31

35诺思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32

2.2.3结构——行动者关系分析

结构——行动者关系分析是制度研究与分析的核心。由于结构——行动者关系分析是因果解释,因此,也是制度分析的难点。结构——行动者关系分析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制度的影响机制分析。在制度影响机制分析中,制度作为自变量,行动者行为模式作为因变量,主要关注制度是如何影响行动者的行为模式而产生预期和非预期结果的。另一方面是制度变迁分析。在制度变迁分析中,行动者的行动作为自变量,制度作为因变量,主要关注行动者如何通过行动来创设、改变或终止制度。

(1)制度影响机制

所有制度研究者似乎都同意,制度是重要的,制度调整或塑造行动者的行为。所有制度主义都认为,制度要比其他任何方面对人的行为具有更大的规制性。在实践层面,制度的确有能力塑造个体的行为,并减少(但不是消除)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在其他方面支配着许多社会生活。36但在制度如何影响行动者的行为问题上,各制度理论却做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算计路径和文化路径或“结果性逻辑”和适当性逻辑。

算计路径或结果性逻辑的主要观点是,制度是行动者的行动舞台;在这种行动舞台里,行动者根据利益偏好进行理性算计,并根据利益最大化原则选择行动策略。支持这种路径者主要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制度经济学家等,如Ostrom、诺斯、Knight等。Ostrom认为制度是“人类反复使用而共享的规则、规范和策略”,规则是“由负责监督引导和强行制裁的机构可预见性执行的共同规定”,规范是“通过内部或外部强加的成本和诱导激励由参与者自身来执行的共同规定”,策略是“在规则、规范和其他人受相应的自然和物质条件影响,而可能行为的预期等所产生的激励结构下,由个体制度的系统化的计划”37。诺斯认为,制度是社会的博弈规则,或更严格地说,是人类设计的制度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 用经济学的术语说,制度定义和限制了个人的决策集合。38可以看出,算计路径或结果性逻辑“把制度界定为规则的集合组织与制度中的所有成员都同意36彼得斯,B.G.著.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M].王向民,段红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53

37参考[美]保罗·A·萨巴蒂尔著.政策过程理论[M].彭宗超等译.北京:三联 …… 此处隐藏:3003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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