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特区创办始末(3)

三、特区设中国银行的机构，可同中国银行港澳分行直接往来，开立账户，办理结账手续。

四、特区的工资，可高于全国和两省的平均水平。我方在外资企业和合营企业的人员，其所得外币工资上缴，按特区的工资标准，付给人民币。

五、具体管理办法，要根据上述原则，尽早制定细则。并建立海关、商检、检疫、边检、银行、邮电等机构，办理有关业务。

中央50号文件的下发，标志着中央正式作出了创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特区的战略决策，由此正式拉开经济特区创办的历史序幕。为了更好的指导和负责特区建设，中央决定把原有的国家进出口领导小组进行机构调整，成立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是一个机构，两个名称，直接对中央负责，谷牧兼任两个委员会的主任。随后不久，各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相应的机构。这样，国家进出口委、外资委担负起具体负责我国对外开放和创办经济特区的工作，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指挥、组织和协调作用。广东省和福建省也成立了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直接负责四个特区的建设工作。

1979年10月31日，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主持召开出口特区工作座谈会，讨论研究创办特区的有关方针、政策和做法。深圳、珠海、汕头三个市的市委书记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特区名称问题。邓小平定下特区之名，大家都很高兴，但是叫什么特区呢，又颇费脑筋了。这时从北京传来了反对的声音说：陕甘宁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反对者的声音，给大家以启发。那就叫“经济特区”吧，中央领导人也同意了，觉得这个名字好，很贴近中央举办特区的初衷。

1980年3月24日至30日，受中央国务院委托，谷牧副总理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检查总结中央1979年50号文件的执行情况，讨论研究当前的问题和措施。会前，国家进出口委副主任江泽民同志带领一个先遣组前往广东调研。3月30日，在广泛讨论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主要包括8个方面的内容：（1）调整农业发展方针；（2）抓紧解决能源和交通运输问题；（3）大力发展对外贸易；（4）改进海关管理，简化出入境手续；（5）资金信贷给予必要支持；（6）搞好市场安排和物资供应；（7）积极稳妥地抓好经济特区的建设；（8）切实加强领导。

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会议纪要》，以中发【1980】41号文件下发全国。中央批示指出：“一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央决定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正确的。两省工作有很大进展，成绩是显著的。”“由于全国的经济体制还没有作大的改革，广东、福建两省试行新体制的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这是前进中的矛盾，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认真地及时地总结经验，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央41号文件与50号文件相比，又前进了一步。经济特区的综合性建设方向得到进一步明确，经济特区的政策也得到进一步明确和具体化。谷牧同志后来说：“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举办经济特区，马列主义经典里找不到，是史无前例开创性的社会经济试验。因此，会上对特区建设的方针作了详细的研究。”“通过这次会议，把中央举办特区的构想初步具体化了。”

（三）经济特区的选址与范围

1979年7月中央下发50号文件后，广东、福建两省和国家进出口委在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特区的筹办工作，包括开展划定特区范围、起草特区条例和制订特区规划等工作。

特区的选址与范围确定，是筹办经济特区的一项重要工作。从世界经济特区发展来看，特区选址是否恰当、科学，是特区建设最后能否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区选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大的区位选择；二是具体区位的选择，即特区范围的确定。

在特区大的区位选择上，中央一开始并没有限定是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这四个，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文件《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提出：“在沿海少数有条件的省市，划出一定地区，如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省厦门，上海市崇明岛等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和港澳商人的投资场所。”在广东提出试办出口特区后，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也提议在大连办特区，中央表示同意，并派谷牧到辽宁考察。上海市的崇明岛从地理条件看，与大陆自然隔离，同时毗邻上海市，交通条件较好，工业和人才基础较强，应该说办特区是有一定条件的。但上海市崇明岛最后却被中央排除在特区设立范围之外，这是与当时中央领导层内部对试办特区存在不同意见有直接关联的。

1981年12月22日，中央召开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座谈会，当时不少省市都向中央要求试办经济特区，陈云坚决不同意，说：“经济特区只能有这四个，不能增多。”陈云当时对试办经济特区态度比较谨慎，他不反对试办经济特区，但要求注意特区带来的负面影响，坚决不主张扩大特区的范围，特别不赞成在中国的经济心脏——江浙地区办经济特区。陈云的这个讲话，打消了其他地区要求办特区的想法。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时，对于80年代没有在上海设立经济特区不止一次地表示过遗憾和后悔。他说：“浦东开发晚了，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92年南巡讲话以后，邓小平对中国经济特区的发展有了新的思考，

在他的积极推动下，中国经济特区得到极大发展，原有的经济特区范围得到扩大，创办了海南大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等（2010年中央批准了重庆两江新区，2011年中央批准了浙江舟山群岛新区，陕西的西咸新区还在造势待批中），经济特区从一种形式发展到多种形式，从沿海发展到内地。

对于经济特区选址，江泽民总书记后来多次讲到这个问题。1994年6月18日，江泽民在视察珠海时说：全国有许多地方都要求办特区，我是不赞成，我说特区就这几个！比如大连、满洲里再到西北、乌鲁木齐都变成特区，那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就变成特区国了吗？都特了以后就不特了。特区只能是这五个，别的地方不要再变成特区。深圳、珠海为什么叫特区，因为香港、澳门就在它们对面，假使它们不搞特区，到97年99年香港澳门回归，两边一比较，就显示出经济上的反差。汕头，它是个大侨乡，有600万海外潮汕华侨，厦门，它遥望台湾，与金门毗邻。最后加上海南，是因为它是个海岛，面积3.4万平方公里，台湾是3.6万平方公里，只比台湾小一点，但经济落后的多，因而也要搞特区。所以说，设立五个特区都有它的道理。江泽民同志很明确：一是设立经济特区是要有条件的；二是反对全国不讲条件“一窝蜂”办特区。

至于特区范围的确定，又与该特区本身的定位有很大关系。在我国第一批四个经济特区中，珠海、汕头、厦门三个特区是按照出口加工区模式来选址的，所以开始确定的范围比较小，而深圳从一开始就按照综合性特区的模式来选址的，深圳主要发展工业，但同时也发展旅游，经营商业、服务业，建设住宅和农牧、养殖业生产基地等，所以一开始确定的范围就比较大。共计327.5平方公里，在此之前，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在蛇口投资办的2平方公里的工业区，也作为一部分划入深圳特区。珠海特区正式划定6.81平方公里，汕头特区划定1.6平方公里，厦门特区划定2.5平方公里。

确定特区范围以后，最紧迫的工作就是搞好经济特区规划。规划工作最主要的是 …… 此处隐藏：2880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