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特区创办始末(2)

1977年11月11日至20日，邓小平把广东作为复出后首次视察全国的第一站。在听取广东省委负责人汇报边境地区农民逃港问题时，邓小平认为，“看来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这也是个全国性的问题，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可以恢复的就恢复，不要等中央”。邓小平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说什么养三只鸭子是社会主义，养五只就是资本主义，荒唐的很。”

1978年3月，叶剑英与华国锋、邓小平交换意见后，中央决定派习仲勋南下广东出任省委书记。习仲勋有老一辈革命家的威信和地位，和中央关系密切，很便于沟通，而中央也对其有足够信任。这一人事布局对广东率先走上改革开放之路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978年4月，受国务院委派，国家计委和外经贸部组织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对香港、澳门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考察组回到北京后写了一份《港澳经济考察报告》，该报告提出：可借鉴港澳的经验，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地，力争经过三五年努力，在内地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游览区。中央领导人对此深表赞同。1978年7月15日，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是中国第一部利用外资的法律。1979年3月5日，国务院批准了广东省的报告，同意将宝安县改设为深圳市。将珠海县改为珠海市。建立外贸出口基地和深圳、珠海建市，是广东省根据中央确立的打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这一国策，冲破闭关自守或半闭关半自守状态所迈出的勇敢的第一步。

（一）试办出口商品基地—蛇口工业园

在中央和广东省正在酝酿、决策把宝安、珠海建设成为外贸出口基地的同时，交通部香港招商局与广东省向中央提出由香港招商局在毗邻香港的广东宝安县蛇口举办对外工业区的设想。香港招商局是中国招商局的一个分支机构。中国招商局是李鸿章1872年建立的，是中国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航运企业。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招商局总部设在香港，1950年，香港招商局驾驶13艘商船起义，归交通部领导，香港招商局成为交通部驻香港的机构。

1978年6月27日，交通部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的问题。部长叶飞汇报说：现在国家对设在香港的招商局利用的很不够，交通部计划今后要通过招商局，充分利用香港的资金、技术，来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利用招商局的有利条件，在香港创建一个航运公司，实行单独经营，单独核算，目的是为国家赚外汇，除了经营海上运输外，还可以在香港创办一批与航运有关的工厂，发挥香港这个阵地在资金、技术、管理方面的优势，既为国家海运服务，

又把生意做到境外去，为国家赚取外汇，搞扩大再生产。李先念说：毛主席以前讲过，我们对香港要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现在长期打算是长期打算了，就是没有充分利用，交通部开这个头是好的。

经过几个月充分的调研和准备，交通部党组向党中央国务院呈报了《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提出香港招商局今后的经营方针是“立足港澳、背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中央立即批准了这份报告。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当年交通部的思想是很解放的，而国务院领导批复这份报告的速度更超出一般人想象，招商局要“放手大干”的申请三天即获得中央批准。那时中央领导人正想在毗邻港澳建“出口基地”，而招商局的这份报告无疑在一个最为关键的时刻抓住了这个机遇。

1978年10月18日，袁庚赴香港出任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作为交通部在香港的总负责人，此时的袁庚已经是61岁的老人了。他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传达中央指示，研究落实办法。当时的招商局在香港只有一个仓库、一栋小楼和一个很小的修船厂。根据当时国际市场的特点，袁庚认准招商局要发展成为一个多元化的大型跨国集团公司，必须要做到两条：一、必须扩大船舶的修造业务；二、必须增加中流作业的能量。但要做到这两点，都必须有场地来建设一个后勤服务基地或加工区。可是，袁庚很快发现，香港的土地竟然比黄金还贵，当时在香港难以找到一块物美价廉的土地。香港繁华地带的地价仅次于日本东京银座，郊区工业用地也要每平方英尺500元港币以上。袁庚在香港调研时，还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招商局的船不经过任何检查，也不用办手续，可以直接进出香港码头，在内地与香港之间往来非常方便。由此，袁庚和招商局的同事们萌生了在与香港隔水相望的宝安县建立一个出口加工基地的想法。招商局的这个大胆想法得到了中央和广东省的大力支持。其实早在1978年4月，国家计委和外贸部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向国务院提交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报告》就建议：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地，力争经过三五年努力，在内地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游览区。

经过中央、广东省、交通部和招商局的一系列交涉、规划、商谈，

最终决定在宝安县的蛇口划出一块地，作为招商局工业区用地。本来李先念副主席想把蛇口所在的整个南头半岛约36平方公里都划给招商局，可是袁庚不敢要，面积太大了。以招商局的实力无法开发这么多地，只要了半岛尖上的名为蛇口的地区，面积为2.14平方公里，开发用地约300亩。这件事后来袁庚同志非常后悔，这是后话了，当然也不能全怪他，当时交通部决策层也反对要那么大一片地，认为在宝安搞工业区，最终还是给广东省做嫁衣的，投资却是招商局出。今天看来，这个想法太没有远见了，白给的一个半岛都不要。但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1979年1月31日，李先念在《关于我驻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县建立工业区的报告》上的批示，标志着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了香港招商局在广东省宝安县蛇口建立工业区的设想。在内地划一块地方，由驻港企业按照香港方式来经营，在过去不仅没有做过，连想也没有人想过，现在却放手干起来了。这比1979年3月5日国务院批准广东省把宝安县改为深圳市要早35天，比1979年7月15日中央作出举办出口特区的决策早六个半月，比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早一年零七个月。可以说，这是中央作出创办经济特区决策的一个前奏。实际上招商局所搞的蛇口工业区就是国外和境外所搞的出口加工区，属于经济特区发展的一种模式，而且是由一家企业来独立开发和经营，这也是世界经济特区开发管理的一种模式。如果把蛇口工业区纳入经济特区的范畴的话，那么中央作出创办经济特区决策的时间应该是1979年1月，蛇口工业区实际上是中国创办的第一个出口加工区。

（二）邓小平倡导创办特区

创办经济特区决策的形成，是中央与广东有效互动的结果，其中邓小平起到了极为关键的倡导作用。邓小平于1984年曾说过：“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专门讨论经济建设问题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党政军机关主要负责人和各省市区第一书记和主管经济工作的书记，共计190人。在这次会议上，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明确提出：“既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指出来，现行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分集中，那么为

什么不下放权力？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就是集权与分权的问题，要处理好这个关系，现在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广东省临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权放权，让广东省先走一步，放手干。”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问习仲勋：“你们想 …… 此处隐藏：2601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