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史上的_李约瑟之谜_(2)

传统的文化中心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工具性的翻译处于更加尴尬的地位。孔慧怡（Hung，2000：2174）指出，掌握外语、能够直接和其他文化交流在19世纪末以前从来就不被推崇，作者还援引《尚书大传》中“越裳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指出，直接翻译在自诩文化中心的传统中国没有太大价值。晚清以前的翻译机构大都只教习帝国内部的各种民族语言，而没有设立外语翻译部门，以至在鸦片战争发生时朝廷难以找到一个精通外语的译者（Hung，2000：2175）。文化中心主义使传统译者的地位更加低下，知识分子皆以主流学术思想为旨趣，而不是沟通蛮夷文化。由于这样的原因，佛经翻译和西学翻译在初期几乎都是由外来译者完成的。本土知识分子只有充分认识到文化的需要才会转向其他语言，而且他们都是以某种其他身份介入积极翻译的。

文化中心主义对积极翻译的一个直接要求是译者需要证明翻译实践（译入）的合理性，而且合理性只能来自译作。明末西学翻译的合理性在于西方先进的天文历算等自然科学知识。尽管如此，明末清初还是经历了南京教案和汤若望冤死两次较大的波折。在某种程度上说，对翻译实践合理性的拷问压缩了理论体系的发展空间。从另一个角度看，传统翻译史在理论思考方面走得最远的两个时期分别是佛经翻译和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而在这两个翻译事件中本土的文化优越感最低。根据多元系统理论的解释，在这两个时期，本土的宗教和文学系统都还处于“幼嫩”的状态，有待确立（参见谢天振，2003：64），因此翻译佛经和翻译文学（社会科学）在本土文化系统中进入了中

心领域，成为主流知识思想，从而系统地证明了自身实践的合理性。当实践的合理性圆满地解决之后，进一步理论思考的空间才得以打开。

概言之，积极翻译中繁荣的实践传统之所以没有诞生系统的理论，是因为翻译研究本身没有成为独立的学术对象；而翻译没有成为研究对象的原因则在于儒家的实用理性、翻译的工具性定位以及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

44 消极翻译

消极翻译涵盖了官方翻译机构所从事的大部分翻译实践活动。出于内治外交的需要，官方在处理藩属朝贡、民族事务时需要完成大量的消极翻译，尤其是少数民族统治时期。以清朝为例，入关以后，清政府设立“笔帖式”并在中央一级设置翻书房、内阁蒙古房等五种翻译机构，科举考试特设翻译科（马祖毅等，2006：258-259）。据初步统计，清政府在乾隆以后用满文翻译的汉籍即多达千种（马祖毅等，2006：265）。历代朝廷自主选拔培养译员，管理组织译事，指定翻译文本并规定翻译策略。译员并非试图填补文化空缺而主动投身翻译，而是受分配指定参与翻译，所受到的限制也更多。如果说积极翻译中对翻译实践的理论反思低于翻译实践的总量，那么消极翻译中理论和实践则更加不成比例。与积极翻译一样，消极翻译也没有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也受到意识形态和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不同的是，消极翻译的译者除了隐身度更低以外，其工具性特征更强、译者的地位更低，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创造性也受到更多的压制。正是这些特征使得消极翻译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经验体会。

消极翻译中翻译的工具性首要体现在翻译的目的上。官方设立翻译机构、培养译员、主持译事，几乎完全是为了“通五方之言”，完成朝贡给赐迎送等邦交事务。官方翻译机构会同馆、四夷馆等虽然自元朝始才隶属礼部，但之前的四方馆、都亭西驿等也大都下设于负责朝会宾客、吉凶仪礼等职的鸿胪寺。翻译机构的设置和沿革表明，官方翻译从来就不是文化战略的直接手段，或者说，文化考量不是官方翻译的首要特征，翻译的定位是为邦交仪礼服务的政治工具。

译者也彻底地表现了消极翻译的工具性定位。与积极翻译相比，从事消极翻译的官方译者地位同样低下，而隐身度则更高。积极翻译的译者可以在序跋中“出场”，也可以在译文中以添加按语、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等方式凸显

自身的存在；而消极翻译的译者，如通事舍人所从事的口译活动在正史中极少载传，从事笔译的译字生、笔帖式等译员在其翻译的文书、贡表以及编纂的《华夷译语》等教科书中也从不署名。在古代历史著作如《史记》、《汉书》里，译员情况均略而不载，即使有口译场面，亦不提译员，从东汉至隋的正史中亦略而未提译员的具体“传译”情况（马祖毅，1999：6-10）。唐朝与周边民族和外国的交往十分频繁，史料中可见官方翻译活动，宋史《忠义》、《礼志》和《外国列传》等也载有通事活动，如：“元丰元年，使通事僧仲回来，赐号慕化怀德大师。”（《宋史列传》第二百五十卷，第4 308页）但正如马祖毅（1999：46）指出，唐宋之世，历来轻视译员，唐代诗人刘禹锡曾有诗为证：“勿谓翻译徒，不为文雅雄。”明朝因海陆交通发展，民族交往更频繁，永乐年间增设会同馆，后因译员的需求量大而设四夷馆培养翻译人才。《历代职官表·卷十一》（纪昀，1989：211）中声称，明朝以前的“客馆典客诸令丞皆以接待人使为重，而译官之职则自西汉以后概未之见，至明始重其事，以翰林官领之”。明朝正史中译者的可见度较唐宋更高。然而即使如此，《明史 西域列传》中明确提及“通事”和“翻译”不过有12处，有名姓者仅三人。而且译员的地位并不高，朝廷对译员的工作、晋升也诸多限制，如天顺三年（1459年），礼部即下令“四夷馆译字官有私自教习者，必罪不赦”，弘治三年又责令“四夷馆子弟专习本等业艺，不许假以习举为由，别图出身”（黎难秋，1996：382）。

清朝因少数民族统治，翻译机构庞大，译者众多，正史中记载的翻译活动相比前朝也明显增多，但马祖毅（1999：58）指出，四译馆馆员“地位并不高，被视为太医院、钦天监同等看待的一种方技人员”。史料考察发现，清初钦天监监正曾官至三品，康熙九年定为正五品（纪昀，1989：652），由汉人担任的太医院院使为正五品，左右院判皆为正六品（纪昀，1989：672），而会同四译馆大使仅为正九品，序班为从九品，由满洲人担任的朝鲜通事官最高也仅为六品。由此可见，即使是在翻译重要性较高的清朝，译者的地位甚至还不如钦天监或太医院。

译者的主体创造性受到极大压制是消极翻译难以产生研究理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积极翻译中，译者由于自发地意识到文化转移的需要，经过审慎考量自主选择源文本，因此在进入具体的翻译程序之前，译者已有自己的文化动机和相关思考。而消极翻译中，雇主指定

源文本，译者被动地接受任务，缺少独立思考和自主选择使消极翻译难以培养主体创造性。由于官方翻译的特殊性，朝廷不仅指定翻译文本，规定翻译的策略，而且对于译作使用乃至译员的工作方式等方面管理也相当严格。马祖毅（1999：388）指出，从皇太极至乾隆年间，满译汉文小说连绵不断，但这些译作，除个别几部外，绝大多数仅以手抄本存于皇家深宫之中。雍正六年，四译馆声明：“自今诸蕃来朝贡者，非有旨不得与交易，而于书籍一事尤宜严禁，彼欲得之，许具数以闻下翰林院，看详可否，然后与之。”（黎难秋，1996：393）乾隆为钳制反满思想，也曾下令修改《四库全书》中辽金元三史的音译专名，《清高宗实录》和《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史籍对此多有记载（参见金鑫，2009：35-36）。光绪年间，外务日趋紧迫，总理衙门要求同文馆译员“五日为一班”、“每班八人在馆住宿，以备翻译，不准托故旷误”，“各路洋文电报……必当立即译出。”（李亚舒、 黎难秋，2000：164）雇主对消极翻译活动的诸多限制使译者无意也无法发挥其主体创造性。

综上所述，就理论思考 …… 此处隐藏：2899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