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先股和普通股的权利区别 文档(2)

．在分配公司利润时可先于普通股且以约定的比率进行分配。2．当股份有限公司因解散、破产等原因进行清算时，优先股股东可先于普通股股东分取公司的剩余资产。3．优先股股东一般不享有公司经营参与权，即优先股股票不包含表决权，优先股股东无权过问公司的经营

管理，但在涉及到优先股股票所保障的股东权益时，优先股股东可发表意见并享有相应的表决权。4．优先股股票可由公司赎回。由于股份有限公司需向优先股股东支付固定的股息，优先股股票实际上是股份有限公司的一种举债集资的形式，但优先股股票又不同于公司债券和银行贷款，这是因为优先股股东分取收益和公司资产的权利只能在公司满足了债权人的要求之后才能行使。优先股股东不能要求退股，却可以依照优先股股票上所附的赎回条款，由股份有限公司予以赎回。大多数优先股股票都附有赎回条款。

我讲得已经很多了，我们再简单回顾一下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靠劳动力无限供给，劳动力无限供给表现为人口红利，我们过去是把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的指标，从60年代中期开始，人口抚养比就一直在下降，因为我们早期生育率比较高，后来逐渐进入到低生育阶段就意味着原来生的孩子逐渐进入到劳动年龄人口，使得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大，增长速度快，比重高，后来生的少了，因此它的负担就轻了，因此人口抚养比一直处在下降的阶段。我们做的模型显示人口抚养比每降低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意味着改革开放中国人口抚养比一直在下降，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人均GDP增长的贡献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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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6.8%。这个和很多经济学家对东亚的计算也很接近，他们说在东亚奇迹部分里大概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来自于人口红利的贡献，人们也对大西洋经济，也就是所谓的欧洲的移民出去产生的国家，比如美国、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这样的国家，他们的经济增长超出欧洲的部分里90%—100%，都可以由人口红利来解释。

大家看看这个图，到了2013年，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就不再下降，而是下降到最低点开始上升了，如果我这个模型还成立的话，我希望它不成立，而且完全可以让它不成立。如果成立的话，人口抚养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人均GDP的增长率要降低0.115个百分点，过去的人口红利在2013年之后就很可能变成人口负债。这也是我们传统经济发展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的一个症结。

现实就是如此，我们看一看劳动力的供给。每年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量，不是指绝对量，我分农村和城市来划分，这是我们请国家统计局的同志帮我们计算的一个结果，农村是净减的，红色的是农村的，它是每年都在减少，而且越减越多，由于它的减少，大规模农村工转移到城市，能够保证城市的劳动年龄人口是增加的，但是增加的速度越来越慢，农村减少的速度越来越快，到了白色的那个点，农村减少的劳动力年龄人口增量和城市增加的劳动年龄人口就相等了，相等意味着一正一负，2015年也可以看成是2013年，都差不多，是劳动年龄人口的零增长点，从那以后劳动年龄人口就是负增长。大家看蓝色的绝对数量就会少于红色的绝对数量，这也表明我们已经在经历着这个劳动力供给逐渐减慢的这么一个发展阶段。

我是从别人那儿借鉴的一张图，我们的储蓄率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也做过实证，不能说绝对意义上，但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储蓄率是由于人口抚养比越来越下降而提高的，因为我们人口抚养比下降，意味着人口的负担轻，因此，经济剩余可以把它储蓄起来。可以说他们两个走一个相反的方向，很显然，我们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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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以后，人口抚养比就止跌上扬了，那么，会不会出现相应的储蓄率也就下降了？我们今天都很担心，老说我们的储蓄率太高，但是其实长期看，也不用担心，有一天你想提高都要付出一定的努力。因此，世界银行曾经在一个报告里对中国的命运给了一个预测，也就是说如果在本世纪早期的一些年份里，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可以维持在10%以上的话，未来是逐渐下降的。也就是说今后五年，“十二五”时期很可能潜在经济增长率会降到8%，7%的水平，你内在的支撑力量就不再能够保证像过去三十年一样平均达到10%的增长速度。这是我们的一个变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我们的工资持续的上涨。其实工资持续上涨就是中国经济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因为刘易斯定义就是说劳动力的需求增长速度已经快过了劳动力供给的增长速度，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越来越少，预期很快就要结束，因此，早就表现出来了。与此同时，中国的劳动需求在大部分提高，我们每年城镇新增就业量，包括农民工其实已经超过了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它的结果按照供求关系，很自然的是工资，特别是普通劳动者的工资的持续上涨。

我们现在先看正规部门，我们统计局颁布的工资数据，主要还是正规的部门，正规的职工的工资水平，我们看最近这些年处在很高的年增长率上，这是正规部门。当然，我们更关心的是那些非正规部门，农民工会怎么样。我们会看到，制造业是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建筑业也是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再把农民工的工资再提出来，再看一看，也都能够看出他们都处于上涨比较快的阶段上。工资水平在上涨，增长率在提高。

前不久国家统计局有同志在一个会上说今年的调查显示农民工的工资平均已经涨到1600，比去年又有一个显著的新的提高。一个结果就是刚才我说到的，粉色的图是劳动年龄人口每年的增量，蓝色的是全部城镇就业的每年的增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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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包括农民工，城市本地人和农民工加在一起，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不再看到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不是这样一个格局了，其实我们看到的是需求超过了供给，因此，我们首先纠正这个概念，说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如果说它是国情的话，它是一定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会变化的。

同时，为了反映我们工资上涨是不是劳动力短缺的结果，我们也应该看看农业中的工资是怎么变化的，我们从90年代开始，出现了农业雇工的现象，我劳动力转移了，但是农忙季节或者一些重要的环节我要雇佣当地的工人，我付给他工资，这个工资我们也看到了2003年以后，它的上涨幅度也是相当高的。有一种说法，有一位老师他说其实你看农民工出现一定短缺，工资有一定的上涨，原因是我们“三农”政策好了，政府给农业很多补贴，废除了农业税，调整提高农业的收购价格等等，因此，农民务农的收益好了，我很自然的会提高我的保留工资，也就是我外出的机会成本就高了，因此很多农民不爱外出或者外出得给更高的工资，说工资是由这个引起上涨的，和劳动力本身与否无关，我想这个说法逻辑上也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过去我们读《资本论》都知道，如果对农业的贸易条件好了的话，一般都是地主得到收益，它不会把这个收益转给工人，假设我们承包户，实际上他是土地的所有者，他是经营者，如果真的是农业比较收益变的越来越好的话，很值得不外出的话，他应该投入自己更多的劳动，而不是雇佣更多的工人，也不是给雇佣工人付那么多的工资，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而且事实上如果我们研究农业的话，我们发现农业的比较效益远远没法和外出打工相比，而且政府的那个补贴，粮食直补这几年都达到一千多个亿，这些东西在农民的四项收入过程中它表现为转移收入，转移收入的比重很小，就是几个百分点，从来不会超过十的。这部分涨一个百分点，涨半个百分点，其实对农民外出与否的决策应该说不起什么作用，当然这种争论还有 …… 此处隐藏：2956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