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本竹书纪年_与西周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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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与文物　1999年第4期

《古本竹书纪年》与西周年代

●王占奎(　　《古本竹书纪年》,虽然我们现在看不到它的原始全貌,力所作的辑本中,对,一

《古本竹书纪年》的可信性应当大大超过汉以前的其它记载。第一,它是先秦时代留下的资料,不同于汉代或汉代以后的记录。第二,它是关于上古年代的专著,而不象其它先秦文献中关于上古年代特别是西周年代问题的一鳞半爪式的资料,这些资料往往出自相关人物谈论其它问题时的偶尔提及或泛泛之谈。第三,它的一些记载特别是与司马迁不同的记载被出土材料证明是对的,而司马迁不对。

关于商代,《纪年》说“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而《殷本纪》则说商代三十一王。殷墟甲骨文证明商代确系二十九王。再如商王中宗,《殷本纪》等典籍认为中宗是太戊,而《纪年》以为中宗是祖乙。殷墟甲骨文中发现了“中宗祖乙”(见方诗铭、王修龄《古

)。第三例,《殷本纪》以为本竹书纪年辑证》

盘庚自河北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至帝乙时才迁都今之殷墟,而《纪年》以为自盘庚到帝辛均居殷,“更不徙都”。殷墟甲骨文证明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康丁等世确在殷墟,并不在河南的所谓汤之故居。成汤之亳,无论是所谓西亳(偃师商城),还是郑

,。

,它在《史记》前约二百年就明确说出了西周总年数,而司马迁关于周代纪年,起自共和,此前西周诸王的积年,只说厉王37年,穆王55年,“成康之际四十余年刑措不用”(按:此与《纪年》同)。如果《纪年》作者没有过硬材料,恐不能如此。再如,它记载“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通过现代天文学家的绝妙解释可知,这是发生在B1C899年4月21日凌晨的日食,从B1C1300到B1C878年(厉王元年),确有且只有一次能形成天亮了两次(再旦)的日食。这一近乎奇怪的表述——再旦,也是其可靠性的反映。它准确地描述出当时人们的的确确经历了两次天亮但又确实未看到日食的感受。要知道“天再旦”这三字只是到了本世纪40年代才为天文学家刘朝阳先生所破译,一般不关心日食的人是想不到这一使人拍案叫绝的解释的。不妨设想,对于数千年前的周人来说,将这种凌晨时发生的看不见的日食记作“再旦”不是很合适吗?即使今天,一般人如果不知道日食而经历了同样的景象,也会有天亮了两次的感觉。“夏商周断代工程”“天再旦”这一课题的承担者刘次沅先生的理论计算与西北大学周晓陆先生于1997年3月9日在新疆西部对当日日食的观察,更使人相信,“天再旦”就是一次日食的真实纪录。还有出自《晋书 束皙传》关于穆王百年的另一种说法也能显示其权威性。在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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皙之前就有关于穆王寿届百岁的说法,而束皙引用《纪年》对此作了批驳:“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如果《纪年》中没有过硬的材料,束皙恐怕也不至于如此坚定地与旧说“抬扛”。

即使关于春秋时代,《纪年》与司马迁对同一事的不同记载也被铜器证明《纪年》是而《史纪》非。如齐桓公午的在位年数,《史纪》作六年,《纪年》作十八年。《陈侯午敦》的铭文记载陈侯午十四年的事,郭沫若曾据此断言:“有本铭之‘十又四年’,《纪年》为是,而《史记》实非”)。文辞大系考释》

因此,可以据《纪年》构拟西周列王纪

年的基本框架。特别是汉以后关于西周年代种种说法被后代学者尤其是被考古材料证明靠不住而《纪年》尚未被证明靠不住的情况下,在今天我们尚无能力建立起让人足以信服的西周年代的情况下,它的作用之重要更加显然。

《纪年》对于构拟西周年代的框架,至少有以下作用:

一、凡《纪年》提到某王在位之第几年发生了什么事的,则可知该王在位不少于这一数字,如“夷王七年,冬,大雨雹”,则夷王在位不少于七年(后人辑录中有异文的则另当别论,如穆王东征淮夷一事,有十七年、三十七年、四十七年等等)。

二、西周总年数。“自武王灭殷,以至于幽王,几二百五十七年”。三、“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此当指自武王灭殷(周受命)至穆王末年为百年(详见下文)。

四、“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是年当B1C899年。

五、“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

年不用”,则成康二世当不少于40年。

六、由二、三、四可以推知,恭王在位当为28年(详见下文)。

再结合《史记》共和以后的年表,西周诸王年代的框架可以大致建立起来。这其中要紧的是怎么样理解“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这句明明白白的话。

。按说,,这,,对此有不同的从中拣选出合理的解释。

首先,按《纪年》“自禹以至于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自武王灭殷,以至于受,凡二百五十七年”等例,皆自后朝灭前朝之年到末王之末年,“至穆王”不当止于穆王的任意一年,亦当指穆王末年,前人有将这一末端理解成穆王元年的,恐非。“自周受命”也有不同解释。排除了“穆王”指穆王任意一年的可能,则有以下六种可能性。

“自周受命”有三种可能:一是起自文王承继其父季历作周侯,二是文王受命称王,三是武王灭商;“至于穆王”不是指穆王元年便是指其末年。将上述起讫点结合起来,有以下六种组合:

表一

文王称侯穆王元年穆王末年末

<<

文王称王

<<

武王灭商

<<

第一种可能,即自文王称侯至穆王元年(穆王元年不计入“百年”之内,下同)。按《周本纪》,武王灭殷后在位2年,成康之际不少于40年,此二世之总积年为40+X年。昭王在位19年,已为学界所公认。以上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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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康、昭共计为:

2+40+X+19=61+X年100-61-X=39年

也就是说,文王称侯到武王伐商不当超超过39年。然而,按《纪年》,文丁杀季历,其后文王继位,则文王最短相当于商王之帝乙、帝辛,此二王在位各自均超过了20年,这已为甲骨文所证实。所以,第一种可能可以被淘汰出局。

第二种可能,“文王称侯到穆王末年百年”,显然也可以随之出局。

第三种可能,按《周本纪》,,。三A:武王在位共1111年灭商;三B:武王在位13年,第13年灭商;三C:在位2年,所谓十一年(或十三年)是继文王称王以来的第十一(或第十三)年。下面将逐一讨论。

三A:100=9(文王)+11(武王)+40+X(成康)+19(昭王)=79+21

　　则X=21,即成康二代共61年。三B:100=9+13+40+X+19=81+19

穆王元年到幽王末年应是175年,也不相容),故三A可以排除。同理,三B与三C也可以排除。

显然,第四种即自文王受命到穆王末年这一可能也可以排除,因为前述三A、三B、三C3个数据即使加上34年(穆王至少34年)也超过了百年。

,。

100=+即X=79,,且使157年(或见上),也不可取。

这样,只剩下第六种,自武王灭殷至于

)。这期间为100穆王末年(末年计入“百年”

=2+40+X+19+34+Y=95+X+Y(则X+Y=5)

两个未知数不计入,则未超过百年大关,可以存在。按这一理解,自恭王元年到幽王末年当为157年,减去懿王元年到幽王元年的129年(899-771+1=129年),余28年,则恭王在位为28年。按《　曹鼎》记“惟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龚王在周新宫”,所记事件当属于恭王十五年,依懿王元年为B1C899年,恭王第28年当为B1C900年,其

　　则X=19,即成康二代共59年。三C:100=9+2+40+X+19=70+30　　则X=30,即成康二代共70年。单从这些条件尚不能作出判断。幸好我们可以利用西周共257年这一总年数来推解。如果到穆王元年为百年,则穆王元年到幽王末年应为157年。据金文证据可知,穆

),则穆王在位王在位不少于34年(《鲜 …… 此处隐藏：6641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