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协商民主制度_何包钢

第35卷第3期

年5月2005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alofZhejiangUniversity(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Vol.35,No.3May2005主题栏目:协商民主研究

中国协商民主制度

[澳大利亚]何包钢

(塔斯玛尼亚大学政府系,澳大利亚塔斯玛尼亚7001)

t陈承新摘译

[摘 要]对中国协商民主制度的研究相当有限,目前研究注重中国地方选举的产生、发展及意义,

它们将视角限于选举阻碍了对地方民主协商方面的进一步探寻。20世纪80年代尤其90年代以来,中

国城乡社会已经发展了许多新的协商制度形式)))民情恳谈会、民主恳谈会、民主理财会、民情直通车、

便民服务窗、居民论坛、乡村论坛和民主听(议)证会。中国的协商制度综合了物质和规范两方面考虑,

是官方意识形态和民主的一种混合产物,也常带有感情宣泄的特点。通过讨论民主商谈会、公民评议

会、居民或村民代表会几种主要的协商制度形式、概括它们的主要特征并比较它们对协商的影响,考察

了协商制度相关问题及地方上解决这些问题的战略。

[关键词]协商民主;协商制度;民主商谈会;公民评议会;居民或村民代表会

[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5)03-0013-09

对中国协商民主制度的研究相当有限,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大多数研究都集中于讨论乡村和城市的选举(TianjianShi1999[1],KevinJ.O.Brien1994[2],K.O.Brien&LianjiangLi2000[3],OiandRozelle2000[4];AnneF.Thurston1998[5],J.Howell1998[6];Unger2002[7],BaogangHe&LangYouxing2002[8]等)。尽管这些研究有助于大家了解中国地方选举民主的产生、发展及意义,但上述研究把视角仅限于选举也阻碍了对地方民主协商方面的进一步探寻。民主不应仅被理解为自由选举的传播,它还包括建议、参与、协商、公民权、参与范围及真实性等。更为重要的是,当选举是民主的核心要素时,为了避免/多数决定0原则的滥用,民主程序需要严格限定在真诚的协商过程中¹。

SuzanneOgden[9](p.257)提出协商作为形成一致意见的方式对中国政治系统的重要性,以及这种协商被表明是构建民主大厦的重要基石。她认为,/共识的达成很大程度可能仅限于精英阶层,但中国的系统相对于独裁系统来说(独裁系统中,共识的达成或选举都不是制度化的),通过讨论解决冲突的民主途径更为开放¹。0

本文主要讨论协商过程、协商制度、协商民主,以及它们对中国地方治理的意义[10]。[收稿日期]2004-12-30

[作者简介]何包钢(1957-

[译者简介]陈承新(1981-

理研究。

¹Dryzek把民主视为是在以下三个纬度任何一方面的进展:公民权、机会和真实性。公民权是指在某种政治环境下的参与程度)))不只是能够在选举中投票,且能够进行公众质询,活动范围是指在集体控制下的生活领域。真实性指相互作用能够免于支配、操纵、欺骗和自欺的程度。[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doc.guandang.net/soc),男,澳大利亚塔斯玛尼亚大学政府系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政治学研究。),女,浙江杭州人,浙江大学法学院政治学与与行政管理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政府及民主治

本文以笔者2002年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2003年于雅安、武汉,以及2004年于北京、杭州、温岭和椒江等地的大量实地访谈及所参与的十多次协商会议为基础写成。在过去的三年里,笔者访谈了全国或地方二十多个重要人物,以发现他们发展协商制度的动机和战略。同时,也搜集并分析了大量与协商制度相关的记录、档案及文件。

一、背景:动机及创新

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乡村选举制度的推行以及诸如村民代表委员会等协商制度的建立,中国734737个乡村的政治结构及约320万/村官0的政治行为发生了较大变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城市直接选举的推行及协商制度的建立也对中国现有的近七万个城市社区产生了影响。地方城市和乡村社会已经发展了许多新的协商制度形式。中国的咨询会、公众听证会或协商会就是用来获取人们对地方项目的支持或者了解民意的途径。在杭州下城区,协商会或咨询会每月定期举行一次。首先出现于山东,接着出现在上海和杭州的市民评价制度,给了普通群众一个评价地方干部的机会,这些评价结果会对地方干部的职业生涯或奖金水平产生很大的影响。调解会议被用来解决各种地方问题和冲突。城市或乡村的委员会被用来讨论地方问题和发展项目。在不同地方,这些制度采取不同的形式,有着不同的名称,并具有不同的特征。还有许多其他形式的协商制度,包括政治对话、市民陪审团、协商民意调查、对话网络和多种形式的公众质询等。

所有这些制度有一些共同的特征:(1)在下结论之前,让人们到桌边并鼓励他们畅所欲言;

(2)参与者有充分的时间来参与协商过程,并有少量(尽管并不充分)的时间参与讨论;(3)在协商的过程中,尽管有不同意见,参与者被要求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交换意见。

首先,这些制度可以溯源到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它在政治过程中强调磋商、听取并重视群众的声音。事实上,社会主义系统及它的鼓励协商文化,使之具有不同于自由民主下发展起来的协商制度特征。在发展协商制度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的政治参与传统已成为一个有益的来源。由于它具有的宣传工作特征,协商制度可被视为是政治动员的一种复兴形式。浙江温岭的宣传部官员发现,协商制度产生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当今商业背景下传统的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政治动员作用已不太明显,宣传工作必须适应迅速变革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于是,人们被迫去寻找一种现代的参与形式和新的意识形态工具,以吸引崇尚物质利益的村民。他们发现,协商会是一种把干部和群众召集在一起并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效形式。事实上,宣传部门主管着这些协商制度的进行,并不断尝试着制度的创新,如:对如何进行协商会议有详细的程序规定;不单纯依赖于意识形态,还通过考虑个人的利益和偏好对群众要求作出反应,以及具有咨询和投票等民主要素特征。

第二,这些制度被视作是维持地方秩序的稳定器,是解决由于市场和社会关系紧张所带来的问题的一种方法,以及实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途径。快速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分配不平等、腐败滋生较严重、较高失业率、更高的人口流动性、犯罪率上升等问题。社会控制和地方稳定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都要推动城乡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鼓励群众参与,以建立有秩序的地方社会。通过协商制度的政治试验,人们发现,经常而有规律的协商会议已经减少了群众不满、解决了社区的相关问题、避免了大的公共政策制定错误,以及在治理地方事务中节约了财力、人力和时间。此外,协商制度还被用来维护地方治安。在一些地方,未就业的群众被组织起来成立保安队。事实上,这些治安队伍已经显著地降低了社区犯罪率。在武汉的一个社区,在这些系统被推行以前,经常有自行车被偷,自2003年这些系统推行以后,再没有发生过盗窃行为。这些地方治安系统(以及户口系统及待位系统)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在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没有出现像巴西、智利、肯尼亚以及许多亚

洲城市那样的贫民窟和流浪群体。

第三,北京也在尝试发展新的治理方法,通过整合行政命令和民主咨询机制,使政府和人民一起致力于在地方政治中实现较好的治理。随着20世纪80年代推出村民选举制度,北京在20世纪90年代又号召民主管理和监督。需要注意的是,村民选举产生于协商制度发展之前,为推动地方民主,地方领导致力于发展协商制度,并发现它是实现 …… 此处隐藏：16217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