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当代变迁交融中的中俄关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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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关系

的一种自然空间的拥有，在制度创设上，使其可以在面向东方和面向西方的不同谱段上进行多样化的创造，一旦发生障碍便有着充分的转换与调整的余地；这样的一种自然赐予，又使得俄罗斯具有一条世界上最长的边境线，使其能够在面对强敌时，在战略上和战术上有着不可估量的左右折冲的回旋余地；从最直接的意义上说，俄罗斯的辽阔空间是其民族生存的最为可靠的安全屏障，当年无论是拿破仑还是希特勒虽打进了俄罗斯但最终都不得不狼狈逃窜的结果就是明证；当然还包括这老天赐予的如此丰厚的自然战略资源，使其几乎是享用不尽。

“结合部文明空间”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在于，它是文明交叉和相互融合的枢纽地带。世界上很难找到另一个有如此复杂而又如此丰富多样的文明、宗教、民族、语言相互交汇的辽阔地带。这样的一种状况不光使得今日俄罗斯的内部国家构建依然保存着既有东方、又有西方的文明烙印，而且，也使得俄罗斯人始终持有要成为东方和西方之间“桥梁”的宏大抱负。①

经过比较我们发现，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近似之处在于：第一，两国都拥有对于外部世界的一种与经典的西方理念不同的理念，即非严格意义上以权利或利益为界限，而是或者以天下为己任、或者相信教化功能的超越性；第二，中国和俄罗斯对于外部世界的行为的出发点并不简单地在于民族国家，而较多的倾向于文明和文化；第三，两者也都强调多种文明之间的融通，强调社会和自然之间的贯通。

简而言之，在高度关注两国文明背景中的差异（包括一些根本性的差异）的同时，尽可能地发掘传统文化中相互融通的积极因素，是当前推进中俄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中俄关系中的“均势外交”

俄国外交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便是她的“均势外交”传统。无论是彼得大帝的“北方战争”时期，还是维也纳同盟中的俄国外交；无论是20世纪前期老一辈革命家列宁、斯大林的对西方外交，还是俄罗斯时期普京在东西方之间的长袖善舞，俄罗斯善于在不同的对手之间寻找自己的战略定位，善于利用敌人之间的缝隙取得自己的发展空间。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在他的“十八世纪外交内幕”中特别强调了俄国外交非常习惯于通过长期坚持不懈的运用矛盾关系来取得自己的战略成功。

从春秋战国开始的复杂而丰富的中华文明的发展，也包含着对外事务中的战略和技巧的运用。比如，“合纵连横”式的中国古代战略成为现代国际政治中几乎是运① 参见[德]赫尔弗里德·明克勒：《统治世界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阎振江、孟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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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最为广泛的外交手段。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外交实践中，有着丰富的运用“合纵连横”式的均势战略的案例，特别是在大国关系中的运用。

虽然，中国并无太多现代多边外交的经验，但是，有两条宝贵的经验值得关注，一是对于我们曾经紧密结盟过的伙伴的信任与友谊，尽量地使之能够成为可持续的外交关系；二是“合纵连横”式的外交战略并不仅仅是一切以利益为转移，而是恪守道义原则和以国际社会的公利为前提。基辛格曾经提出：“神圣同盟是维也纳会议最值得一提的创举。神圣两个字常使人忽略它在实际运作上的意义，即在各强国的互动关系中加入道德的限制。”换言之，在基辛格看来，保持均势的意义在于：“为维护其国内体制以保有既得的利益，促使欧陆国家结合在一起，避免了如前一个世纪它们必然会走上的冲突之路”。基辛格对于他最为尊崇的梅特涅的评价恰恰是在其均势政策背后的道义原则：“他（梅特涅）的政策是建立道德共识以避免危机，对不可避免者则设法借力使力”①。

梅特涅与基辛格的道义原则未必能够付诸实施。但是，就今天冷战后国际社会的实际状况而言，特别是在国际政治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年代已经过去之后，在世界各国都互为伙伴关系的前提之下，在多边外交的场合中，包括出于商业利益、或者是国家战略利益的考量展开必要的竞争的背景下，这样的道德原则的强调尤为重要。这里对于道德底线的考虑，至少应该包含对于任何伙伴国家和外交对手的核心战略利益和国家安全稳定状态的尊重。

正当中俄关系中出现了多边竞争的复杂局面的时候，上述原则尤其值得重视。

四、民族国家构建和中俄关系

民族国家的构建至少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国体，一是政体。从学理上说，俄罗斯和中国都不同于一般民族国家的建构，她们都是一个众多民族聚合而成的“多元一体”的新型共和国建构，但同时，它们又践行着以先进的民主法制国家为榜样的艰难学习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是俄国还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都有着不同于西欧式民族国家大都以单一民族为背景的国情。

冷战结束的时候，作为多民族联盟国家的苏联垮台于顷刻之间，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始终稳固地以一个政治大国的形象自立于世界，中国式的民族结构所起到的聚合作用，是当时中国立于不败之地的一个及其重要的背景。如果与苏联相比较，中国式民族结构的一个基本特点，乃是作为文化核心部分的汉文化的发展水平。在其他民族的文化也为中华一家的文化共同体一起作出很大贡献的背景下，客观地说，①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5页、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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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化要比其余民族的文化来得历史更为悠久、积累更为沉厚、对于国家政治构建的物质和精神供应更为直接。而对于苏联来说，作为其多民族国家核心部分文化的俄罗斯文化，虽然近三四百年中有着卓绝的发展，并且领先于其他民族的发展，但是，地处四围的民族地区，从波罗的海地区、乌克兰、白俄罗斯地区、一直到高加索地区，无论是从文化的悠久、还是引进西方文化的先后，都要早于俄罗斯本身。即便是中亚，虽然其开化程度远不及俄罗斯，但是其历史却远比俄罗斯悠久。笔者的研究以为，这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外在的、客观的重要背景。这样一种客观的民族结构状况，天生地决定了中国会比苏联更加能够经受历史变迁的重大冲击。

中国式的民族结构从理论逻辑上说，应该有比其他地区的民族结构更为阔大的胸怀、更显丰富的内涵和更加远大的目光，也因此，应当能够经受更大的风浪和考验。当然，事情的另一面是如何总结传统社会主义民族政策的经验和教训，为当今提供借鉴。

中俄两国国家构建的另一个方面，特别是在冷战之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已经峰回路转，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俄罗斯式追求民主的莽撞试验提醒着一切有志于改革者，需要以相当的谨慎和耐心去推行民主政治的进程。而时隔数年之后，新世纪以来中俄两国政治格局的趋近又表明中俄两国之间的关系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历史表明，人类历史上任何政治变迁的暂时挫折都无法消弭人们提高政治文明水平的夙愿和不懈的努力。

五、中俄关系与区域主义的发展

中国人对于区域问题的理解可能起始于世纪之交的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这两场战争彻底打击了所谓的“朝贡体制”。当时，东亚地区，严格地说，是在东北亚地区，中国陷于深重的民族灾难之中，日本和俄国则双雄并立，并且，在后一场战争中，日本战胜俄国之后的崛起，被当时的东亚各国视为是“亚洲的胜利”。当时孙中山先生鼓吹“大亚洲主义”，企图以此推动宪政革命和东亚的复兴。但是，好景不长，在世纪之交俨然“脱亚入欧”的日本马上成了反过来镇压亚洲民族主义运动的罪 …… 此处隐藏：2715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