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品的社区提供 博弈论的一个应用(2)

做个类比，清洁博弈显然只是宿舍成员众多博弈（青木昌彦两个博弈只是一个简化，重要的是关联博弈的精髓）中的一个。比如，涉及“共用资源域”的还有打水博弈、学习博弈（学习优秀者的作业往往成为共用资源）；还有“社会交换域”博弈，比如聚餐博弈（AA制已然形成一种习俗了）；还有一些类似处于“交易（经济交换）域”中的博弈，该类型的域是由那些私人拥有可以自由交换或处置的物品的个人构成，比如使用电脑博弈（拥有个人电脑的宿舍成员提供墨水使用权一定程度上可以换取别人的好感，从而作为贡献获得在其他一些博弈中的一些优惠或者“特权”）；等等。现在看来，清洁博弈是绝对的简单了，尽管同学．．

们打扫清洁的愿望与我在最前面提到的清洁偏好有关（Cl>E还是Cl<E），但又由于害怕承担．．

全部的努力（E）甚至考虑到另外一些因素从另外一些博弈中为自己寻找一些特权；结果人人都这么想，也就迟迟不能形成打扫清洁的局面。有人打扫清洁的可能性在于，突然有一天一个人意识到他打扫清洁可以获取的同学的好感是如此具有吸引力，而不打扫清洁将是取同学的好感是如此的可怕，那么这个同学也就率先拿起了扫帚；这是其他同学也将很快意识到这一点，从而跟着拿起扫帚，共同提供“宿舍清洁”，因为如果在这时还眼睁睁的看着别人动手的话，将被直接的观察为“不关心他人”“冷漠”“懒惰”，这不利于这个同学在以后的．．

其他博弈（如社区的社会交换博弈）中的影响力，甚至可能被开除掉。

但我的分析还是丢分了，它建立在个人自利的基础（个人收益大于个人成本成为做出决定的标准）之上。青木昌彦提供的灌溉博弈和社区的社会交换博弈之所以最终能达到合作的结果，是因为社区的社会交换博弈中开除偷懒者是可以置信的。但根据这种理论，这个结果只是一个巧合。如果社区的社会交换博弈的“开除”是不可置信的，而且是根本不可能的，．．

那又怎么办呢？经济学家可能会去寻找其他的一个博弈，尽管找到的可能性很大。不同程度的利他主义，这个人人都有的或者人人应有的美德，被偷懒的经济学家省去了，从而自己造出很多无稽之谈。在乡村中，“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邻里之间的感情如果说不够9 Elinor Ostrom，1999，Governing the Commons P3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e term “common-pool resource” refers to a natural or man-made resource system this sufficiently large as to make it costly ( but not impossible ) to exclude potential beneficiaries from obtaining benefits from its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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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后以至于很少有人利他的话，那么在宿舍中朝夕相处的成员的利他主义倾向应该高很多。从一次性的博弈“囚徒困境”到“无限重复的阶段博弈”，经济学家在寻找合作的理由。但是无限次的重复很少，一般是“有限次重复博弈”，这根据“倒推法”是无法得出合作解的：在博弈的最后一轮中，没有人偏离自利目标，因为没有下一轮了；既然如此，在倒数第二轮，也不会有非自利行为的发生；依此类推，在整个博弈的各个轮次中，都不会有偏离自利目标的选择。但是实验经济学家的结论异常醒目，他们的工作表明“有限重复的囚徒困境”中局

11中人总是选择不合作未免失之武断了。所以传统的博弈论的解释力确实有限。森的研究表

明，合作行为可能存在着另外一种解释。不仅在无重复的博弈中，而且在无重复的现实生活．．．

中，合作行为都是经常可见的。对于这一现象，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一个人的真正目标并非其正在努力最大化的那一目标。同时，下面的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存在，即人们清楚的理解他们的目标所在，并希望实现自己目标最大化，但是，由于认识到了成功的相互依赖性，从而

12关心他人的目标。森继续写道，博弈论的语言——还有经济学理论的语言——使得对于这

类行为模式的研究变得十分困难，这是因为他们很容易误导人类，使其认为无论一个人表面上最大化的是什么，基于一个简单的解释，都必定是他的真正目标。但实际上，为了一般的追求个人目标而接受特定的社会准则（我觉得这就是每个博弈者做出判断所依据的常识）的

13工具价值时，一个人的真正目标与其最大化的目标之间的区别就会变得模糊起来。而经济

学者发明了几个词语，把这两个目标截然的分开了，到头来弄得自己莫衷一是，甚至泯灭了最基本的道德，正如“建议者-反应者”实验，作为建议者，经济学学生提出的留给自己的

14钱要比非经济学的学生要多：$6.15>$5.44。学了经济学的机会主义等概念，连最初有的公

平的观念都没有了，不能不说是有缺陷的经济学误人子弟。如果一个人从社会策略的角度进行行为选择，关心“囚徒困境”中他人的目标，那么，采取合作的策略就具有一定的适宜性：他对我们所以人各自的目标都更为有利。

于是乎，继续保持和宣传利他主义的“意识形态”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符合大多数人所能够接受的常识的。我们大约都不会随便乱扔垃圾，不会向车窗外扔酒罐，经济学家的做法复杂化了，他们要计算我乱扔垃圾的成本和找到一个垃圾箱（或需要找很久才能找到）的成本孰大孰小，显然是后者大，但是我为什么不乱扔垃圾呢，甚至清洁工根本无法抓到我对我罚款？这就是我从家庭、教育和我自身的生活体验中获取的意识形态对我的行为的制约，以致我不会做出搭便车的行为来，事实上，通过意识形态，我可以认识到我所处的环境，并

15被一种“世界观”导引，从而使决策过程简单了，降低了“交易成本”。实际上“任何一个

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克服搭便车问题，其基本目的在于促进一些群体不再按有关成本与收益．．．．．．．的简单的、享乐主义的和个人的计算来行事。 如果一个美丽的乡村被认为是公共．．．．．．．．．．．．．．．．

16“物品”，个人就不会随便抛扔杂物。”正如North指出，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理

论或知识社会学理论，那么，我们在说明无论是资源的现代配置还是历史变迁的能力上就存在着无数的困境。在解释“宿舍清洁”便陷入了这种困境，我们成员的问题在于在打扫清洁这一具体博弈是还未形成“意识形态”，使每个人不需要太多的计较，而是看到宿舍脏了就义不容辞的拿起扫帚，打扫清洁。

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我们是如此的聪明而计算出了搭便车比自己动手打扫清洁更为合算，而在于一个字：懒。这根本不需要经济学来作出任何说明。学校需要做的也不应是高高在上、11

12 《当代西方财政学》P118，刘宇飞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2000 《伦理学与经济学》P85，Amartya Sen 著，王宇 王文玉 译，商务印书馆，北京，2000 13 同上书，P86

14 《当代西方财政学》P118-119，刘宇飞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2000

15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P53，Douglass North 著，陈郁 罗华平 等译，上海三联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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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初定期检查了事，而应“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合适的对同学们加强道德教育、教化。而不打扫清洁也折射出我们作为一个人的基本价值观和道德修养似乎出了．

故障，这是涉及当代大学生和青年普遍的缺乏道德优越感，提高一点可以归结到“信仰”，的大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做的是“正心、修身”，不以善小而不为。让我以圣人教诲来结束17 …… 此处隐藏：1798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