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轴线上的都城 - 图文(7)

作为军事上的致高点，正阳门一直是北京城最高的城门。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 一场大火烧毁正阳门。重新修建势在必行。万历时期，吏治腐败，宦官专权，这件肥差，很快落入太监手中。当时提出预算需用白银十三万两。管理工程的衙门工部营缮司郎中陈嘉言，在当时王朝里是比较开明的人，他认为这个预算开支太大、结果只用了三万两白银就报销完工，正阳门的重修成为他触怒太监的导火索，不久，他便被朝中太监清洗出局了。

170年后，又一场大火烧毁了正阳门箭楼。这一回，王朝已经颠覆，紫禁城的主人，已是大清皇帝乾隆，惟一不变的，是无论拥有多么英明的君主，大规模的建设，照例赋予贪官污吏们以权谋私的机会。箭楼重建时，乾隆皇帝曾经命令换用新的砖石，可是当时管理工程的大臣们却阳奉阴违，仍利用旧券洞进行修筑。修成后由于砖石过于沉重，原来旧洞出现内裂现象。按清代的规制，负责督工的大臣英廉、和 等只能自己请求赔修。乾隆当时准将修建费用一半由英廉等负担，一半由政府国库开支。算是对英廉的惩罚。这件事记录在《乾隆实录》中，没有记录下来的，是英廉、和 等人，会把对自己的惩罚，一点不少地转嫁到黎民百姓的头上。

正阳门为重檐歇山三滴水之楼阁，灰筒瓦绿琉璃剪边顶，气质素朴庄重，与它身后的天安门、午门等宫殿建筑的红墙金瓦形成鲜明的反差。让人联想起关隘的月夜弓刀，与深宫的歌舞升平。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正阳门，是在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重新兴建的。这一年1月7日，外逃两年的慈禧老佛爷由保定府启銮，坐火车至马家堡，乘轿至永定门还宫。是时，正阳门城楼早已被八国联军英军中的印度士兵在取暖时引燃烧毁，在一片破败的景象中，只好在城台上临时搭建一座“彩牌楼”，多少算是装点些脸面。内城的正门再一次面临修复。可惜，原来的图纸连同工部的工程档案一起被八国联军烧掉了，所以我们无法想象它最初的影像。由于它是按崇文门、宣武门的形式修建的，只不过根据地盘广狭，将高度、宽度酌量加大一些，这反倒使我们可以推测已经消失内城南面的另两座城门——崇文门和宣武门的轮廓。 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给事中朱伯辰的上言，再次改变了北京城的格局。他要求在原有的城池之外再环绕一圈城郭，以抵挡蒙古俺达部铁骑的骚扰进攻。是年闰三月兴工，却因工费高昂，朝廷无力支撑，在南墙建成后便匆忙北折，与原有城池衔接，形成凸字形城墙。于是，位于外城南垣正中的永定门，就取代正阳门，成为北京城的南大门。外城的城楼以永定门最高，城楼高约廿米，与正阳门遥相对应。需要指出的是，新筑的外城把原来古代所谓行祭祀之礼的天坛、先农坛围在城区中了。这是突破周礼制度的都城规范的一次较大的变化。

中国传统建筑通常避免门门相对，即使寻常人家的四合院落，也有照壁、垂花门，将宅室与院门相分隔。只有北京中轴线上的门阙，遥遥相对。《马可·波罗游记》描述道：“那城中的街道是非常的宽阔，可以由一端看见它们的另一端。它们是特为如此布置，可以由这门看见对面的门。”从永定门、正阳门、大明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到太和门，一条通衢穿越重重城墙，从市井民间通往豪华的太和殿。当然，只有帝王是这条直抵金銮御座的大道的法定通行者。在帝制时代里，城楼和箭楼正中的门闸，对百姓永远不会敞开。

古人在大地上制造的巨型景观中常常包含着特别的寓意，只有上天了如指掌。由于没有人能够取得上天的视角，也就不可能从一鳞半爪间，读懂这些专门为天空呈现的图画。2003年（？），一组在北京上空遥感航摄的照片引起了人们的格外关注。人们发现中轴线上的古代建筑群的整体设计形貌具有强烈的象征性。地质矿产部地质遥感中心的科学家，对此进行深入研究，他们将遥感照片与历史资料相互印证，最终惊奇地发现，明代北京城的设计建造中，暗含着两条巨龙的造型—— 一条是水龙，另一条是陆龙。

古代建城者的图纸早已消逝，学者们试图依靠科技手段，勾勒出古人最初的想象——

南海是水龙的龙头，湖心岛恰好是龙眼，中南海和北海构成龙身，什刹海则是龙尾，颇富动感。陆龙俯卧在北京的中轴线上，天安门宛若龙吻，金水桥为龙的颔虬，东西长安街仿佛龙的两条长须，从天安门到午门一带是龙鼻骨部，太庙和社稷址如同龙眼，紫禁城恰似龙的龙骨龙身，四座角楼好象是龙的四爪，伸向八个方向，景山、地安门大街和钟鼓楼构成龙尾。而龙头前方的宝珠，正是正阳门。通览北京中轴线上的古建筑，呈现出巨龙锁珠之势，演两仪、四象、八卦之象。

也许是有意的设计，也许天然的巧合，但这一发现都揭示了城台门阙间某种神秘的联系，引导我们从一条新的路径，进入这座古老的城市。

苦海幽州（图）

叫卖声悠扬清冽，像远方的泉水。老舍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卖水人的形象。每当城门刚刚打开，他们就推着木制的水车从郊外进城，在微明的天色中走街串巷，或者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坐下，等待人们来买水。老北京儿买水的习惯，在今天看来颇为费解。北京人喜欢喝茶是出了名的，城里到处可以见到各种茶馆和茶棚，然而，在这种喜好的背后，潜藏着某种矛盾，那就是——北京这座喜水的都城，很早以前，就面临用水的危机。

在中轴线两侧，我们可以和很多河道湖泊不期而遇——北护城河、后三海、前三海、紫禁城筒子河、内金水河和外金水河、菖蒲河、永定门外南护城河、南苑的凉水河等等。还有许多河流消失在时间深处，比如前门外的护城河。刘半农20年代曾经写过一篇名为《北大河》的文章，记载了一条流经沙滩红楼北京大学门前的无名小河，这条小河，唤起了他关于江南水乡的某些回忆。穿梭的河流，使这座用城墙围起来的都城显得飘逸和灵动。 无论是从实用还是从风水角度考虑，都城的建设，显然不能把水源置于不可企及的距离之外。北京的城市史印证了这一原则。无论是战国时期的蓟城，还是金朝的中都城，都把莲花池水系作为生命之源。

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元朝的第一位皇帝忽必烈抱着消灭南宋统一中国的勃勃雄心，从原来的都城和林（今外蒙古哈尔和林一带）来到燕京。最初的日子里，他一直住在金中都西北郊的金代离宫中。显然，被这片湛蓝的湖水所打动，时常在楼台上，沐临太液秋风。他看到了在蒙古草原没有看到的景象。从他所居住的琼华岛广寒殿刚好可以取得俯视湖水的最佳视角。汉人从陌生的蒙语发音中第一次听到了一个有些夸张的称谓——海子。 “海子”在蒙语里是“花园”的意思，但忽必烈从湖光山色中得到的，并非吟花弄月的雅兴，而是征服更大水域的野心和勇气。每到阳春三月，这位意气风发的蒙古大汗都要离开宫城，“向东北方向行进，一直走到距离海仅两日路程的地方……当大汗向海滨前进时，会有许多富于趣味的事件伴着狩猎活动而出现，这真可以说是世界上其他任何游戏所无法比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