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轴线上的都城 - 图文(14)

天安门的意义转型（图）

清代顺治皇帝第一次进入北京时，天安门城台上的城楼已经毁于炮火，只剩下了光秃秃的五个门洞。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清世祖福临下令重建皇城正门，并将这座建成于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的承天门，改名为“天安门”。

三个世纪以后的1949年，一个崭新的共和国即将在北京建立时，天安门城楼依然是遍体鳞伤，在整理城楼时，还在XX上发现了三颗未爆炸的炮弹，从弹体上的英文字母，可以准确地推断它们是八国联军在庚子年送来的“礼物”。

实用美术家张仃在这一年应周恩来总理之邀住进中南海，他的主要任务有：勤政殿和怀仁堂的装饰设计、首届政协会场和会徽的设计，以及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的设计。此后，他又参与了国徽的设计。在他的国徽设计方案中，果断地将天安门城楼作为国徽的主要构图。 人们通常认为林徽因和梁思成是国徽的设计者。半个世纪之后，我们终于能够比较准确地了解当时的情况。张仃领导的中央美院设计组的这一国徽设计方案在一开始就得到以林徽因、梁思成为首的清华大学设计组的反对。这是林徽因、梁思成等写于1949年10月23日的《拟制国徽图案说明》，在这份说明中，他们制定了以璧（或瑗）为主体的国徽设计方案，而坚决反对张仃以天安门为主要构图的方案。反对的理由之一，是他们认为天安门是封建皇权的象征，不能用作新中国的国徽。

与后来的天安门不同，最早的“承天门”， 不过是一座黄瓦飞檐三层楼式的五孔木牌坊，牌坊正中悬挂的匾额上，书写着“承天之门”四个字，暗示着门内的这个朝廷“受命于天”的合法性，理应万世为尊。

清朝初年建造的天安门，城楼殿宇面阔九间，进深五间，象征着帝王的九五之尊。皇帝率兵亲征，要在天安门颁诏、祭旗，以求马到成功；凯旋归来，则从天安门中门入城，以示社稷安固。这座城楼上出现的每一幅图景，都关涉着宫廷深处的风雨波澜。

1900年，八国联军在天安门举行阅兵式，以表达他们的“成就感”，以及对这个末世王朝的蔑视。十三年后的又一场阅兵式的主人是已经窃得大总统职位的袁世凯。一场突如其

来的雨，使得这个仪式刚刚开始就草草收场，就像不久之后由这位“洪宪皇帝”主演的闹剧。 天安门虽然曾是封建帝王们展示权力的舞台，但是它同时是爱国民主运动的发生地。它是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以及新中国的开国大典的见证者。

张仃参与了对天安门的第一次设计装饰。有材料说，天安门的装饰设计，是由两个名为肖野和森茂的日本人完成的。笔者在采访中，认定这一说法并不能成立。这一设计由当时中央美院及其所属的美术供应社完成，张仃是天安门装饰设计的主要创意者。他提出了城台正中门洞的上方悬挂毛泽东同志巨幅画像，将中国传统的对联加以变化，以横幅的方式排列左右，在城楼上悬挂大红宫灯的设想，以突出天安门的革命主题和喜庆气氛。

张仃在他的《国徽应征图案设计含义》中坚持认为它是“富有革命历史意义的代表性建筑物，是我国五千年文化，伟大，坚强，英雄祖国的象征。”对这座古老城门内含的这一解读，得到周恩来总理的肯定。

1950年6月，国徽设计稿正式定稿。天安门这一位于北京城市横纵中轴线交叉点上的古老建筑，这一开启了一个崭新时代的城门，从此成为新中国的象征性标志，成为全国人民心中涂抹不掉的精神图腾。

开国初年对天安门的装饰虽然算不上一次大的改造，但却完成了它的意义转型，使它由帝王统治的象征变为人民民主的象征。

1959年，为迎接建国十周年，天安门广场进行扩建改造，

广场改造（图）

北平解放后的行政区划中，第七区的范围东起东单和崇文门，西到西单和宣武门，南到城墙，北到长安街，天安门广场刚好处在第七区的中心位置。1949年，北平第七区区长沈勃到任第三天，就去了天安门广场。他眼中的广场杂草丛生，垃圾遍地。昔日的皇家禁地已经破败不堪。

民国成立后，天安门广场就开始对公众开放。这张照片（图23）为我们留下了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天安门的景象。东西两侧千步廊的远端，天安门和两边的华表清晰可见。广场空旷无人，只有几只羊在啃着砖地缝隙中的杂草。

第二年，广场的景象就发生了变化。千步廊被拆除，百臣上朝的场面消失之后，与之相关的布景和道具也随之不见踪迹。寻常百姓的身影出现在广场上，象征着皇权的消解。正因内务总长朱启钤对天安门广场进行的第一次改造，爆发于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才可能在天安门广场上展开。

禁锢瓦解了，混乱随之开始。从天安门广场的处境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国家的状况。仅仅30年时间，这座布局端庄的广场就沦为肮脏荒凉的原野。

开国大典前一天，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时，整个广场已被清扫一新。从开国大典的新闻纪录片中，我们大抵可以看到天安门广场当时的形貌——

广场北起天安门前的金水桥，南到中华门，东西南三面都有围墙，仿佛一座巨大的院落，长安街上的左右两门依然完好无损——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在1952年被同时拆除，它们的拆除引起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强烈不满。

1958年，天安门广场开始了一次大规模的改建。三年前，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就已经成立了以张 、陈干为负责人的规划工作组，并在苏联专家格·阿·阿谢也夫的指导下对广场进行规划设计。这次改建的主要内容包括：拆除中华门，使广场范围向南扩展到正阳门下，为迎接建国十周年而兴建的“十大建筑”中，人民大会堂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被选定在天安门广场东西两侧建设，而人民英雄纪念碑，已于1949年9月30日奠基——它距天安门和正阳门城楼各440米，位于这个方城广场的对角线交叉点上，同时也位于城市的中轴线上。 设计在进行到第五稿时，专家提出几个问题，其中包括：大会堂正门中心是否正对纪念碑的中心？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是否完全对称？设计组请示了市委，市委对前一个问题的答复是：大会堂正门中心不必正对纪念碑。而后一个问题，在周总理审查了第六稿方案后做出了明确答复：革命历史博物馆可以和大会堂基本对称，但建筑面积要少一些，做到一虚一实。

建筑大师张开济先生在设计革命历史博物馆时，在馆前设计了一个空廊，使空间变得灵动和剔透，丰富了建筑的空间语言，使宏伟建筑不陷入沉重和呆板。人们进入博物馆的时候，内心有一个节奏的调整，笔者曾问张老：这一奇思，是否也受到了中国传统的庭院式建筑的启发？

张老的回答出乎意料——设计这个空廊，完全出于迫不得已。在天安门广场出整体方案的时候，人民大会堂的总建筑面积为17万平米，而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的建筑面积只给7万平米，跟人民大会堂比起来相形见绌，只是个小弟弟，而在空间格局上又不能不对称，只好来了这么一手，打肿脸充胖子。这反而成就了这项设计，张老说这是“因祸得福”。 周恩来在看方案的时候，曾经对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方柱提出意见，认为人民大会堂的圆柱粗，历史博物馆的方柱细，不对称，希望您加粗方柱。张开济坚持己见，认为圆柱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透视效果都是一样的；方柱则不同，正面看最细，四十五度角看最粗，因而，不能再加粗了，否则就显得很蠢。周恩来最终没有干涉 …… 此处隐藏：2691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