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轴线上的都城 - 图文(17)

元大都的道路系统，参照《周礼·考工记》原则，为“九经九纬”，是一种棋盘式结构，其布局、其功能、其规矩、其尺度、其形状，都十分严谨。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写道：“城中街道系统，以各城门为干道中轴，故北京各大街莫不广阔平直，长亘数里。其内城干道以南北向者为多，而小巷或胡同则多东西向；至于外城则干道在城中相交作十字形，北半小巷以东西向者为多，而南半小巷则多南北向焉。城中街道相交处或重要地点往往以牌坊门楼属为饰；而各街至城门处之城楼，巍然高耸，气象尤为庄严。皇城诸门，丹楹黄瓦，在都市设计上尤为无上之街中点景饰。” 【2】

除了紫禁城仍然是个封闭的巨大庭院之外，民国年间，皇城已经消失，道路穿越而过。基本上使北京的道路网络成为一个彼此勾通的体系。尽管朱启钤在民国初年对旧京的改造，给东西交通打开了方便之门，但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由于行政中心区的位置安排没有采纳梁思成的建议，使得旧城街衢越来越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50年代初，就在城墙存废的讨论开始之时，关于道路改造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这些诉求最初集中体现在地安门、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以及众多牌楼等古建筑的拆除问题上。

林洙至今还保留着梁思成当年写给中央的信，信中除了阐明牌楼的历史文化价值外，还谈到他向汽车司机进行的调查，提出了解决交通问题的具体办法。在是否拆除牌楼的问题上，梁思成与副市长吴晗之间进行多次激烈争吵，以至于周恩来总理不得不出面干预。梁思成和周恩来谈了两个小时，并以帝王庙牌楼为例，充满诗意地描绘了古代牌楼在夕阳和远山映衬下的美好画面，周总理借用古诗回答他：“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拆除天安门两侧长安左门、长安右门的呼声由来已久。梁思成与其夫人林徽因教授，想方设法阻止拆除行动。今天，文化界仍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林徽因说，如果要拆三座门，她就到那里上吊！ 北京市曾经组织一个由几百名人力车工人、三轮车工人和汽车司机参加的集会，列举在这里发生的交通惨案，从一开始就把梁思成等古建专家推到了劳动人民对立面的位置上，但梁思成还是发表了意见：“三座门的拆除会使天安门显得大而无当，破坏了紫禁城统一的封闭格局。一个完整的紫禁城，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不应当破坏。”【2】由于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处于城市的核心地带，除了交通问题外，它还被赋予特殊的政治含义：

当年的一份档案这样写道：“每年有几十万人民群众雄壮的队伍在这里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但在东西三座门没有拆除之前，它们在交通上妨碍了这样重要的活动。”“节日游行阅兵时，军旗过三座门不得不低头，解放军同志特别生气。游行群众眼巴巴盼着到天安门前看看毛主席，但游行队伍有时直到下午还过不了三座门，看不着毛主席。”

1952年8月11日至15日，北京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议题之一即讨论长安左门与右门的存废。参加此次会议的原北京日报记者杨正彦，于2000年5月在《北京纪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回忆此事：林徽因代表梁思成发言。当时会场设在中山公园内的中山堂，这里没有固定座位，只能运去大批的软椅，为了代表便于出入，不得不留出若干条通道。林徽因一上台，就以她雄辩的口才先问各位代表：台下的椅子为何要这样摆？还不是为了交通方便！如果说北京从明代遗留下的城墙妨碍交通，多开几个城门不就解决了？她这番话在代表中起了很大的煽动作用，因为当时矗立在天安门前东西两座“三座门”对来往车辆和行人实在不太方便，每年都在此处发生几百起车与车相撞或者车与人相撞的事故，市委市政府早

已下决心先将这两座“三座门”迁移，施工力量都已准备好，单等代表会议一举手通过，就立即动手。彭真同志考虑到那天会场的情绪，怕一时很难通过，便立即召开代表中的党员会，要求大家一定服从市委的决定，举手同意先拆除天安门前的两座“三座门”，由于代表中党员居多数，这项决定便这样被通过了。一夜之间这两座三座门就不见了。

孔庆普先生当年参加了拆除长安左门与右门的行动。那天下午4时，他正准备吃饭，突然接到通知：市里的各界代表会议开完了，决定拆了。他们就立即动手，用了一天一夜拆完。听说拆的时候，梁思成、吴晗、柴泽民等都去了。梁先生当场流下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