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轴线上的都城 - 图文(16)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对内城的主要城楼和箭楼进行大修，在开国之初财力紧张的状况下堪称奇迹。北京这个华北平原上的兵家必争之地，其古老的城池居然在数百年的烽烟中完好无损。

城墙是古城北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林徽因说：“城市是一本石头的书。”她把保护古代城墙，同学习历史的必要性相提并论。由于新北京的行政中心区从选定旧城，那么，城墙就不可能像梁思成所说的那样成为“中国的颈环”，相反倒可能成为城市发展中的紧箍咒。尽管梁思成为了保护城墙而苦心孤诣地设计了美好的方案，比如把城墙和城楼改建成人们登高望远、饮茶休憩的环城立体公园，但是对“紧箍咒”的破除，恐怕只是时间问题了。 关于城墙存废的讨论从新城市诞生的那一天就开始了。应当说，这座古代都城完美无缺的平面设计，给它的新主人留下了一道难题，它将一座拥有无限可能性的城市置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中。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连巴黎、伦敦这些西方古城，也同样走了不少弯路。新北京自诞生后的五十多年时间里，始终面临着保护与发展的痛苦抉择。甚至，早在民国初年，这种抉择就无可回避了。

除了兵火之灾给城墙带来的破坏以外，1915年，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就主持了对正阳门瓮城的拆除，以解决日益紧张的交通问题，从而启动了对旧城墙的改造。同年，北京拆除了朝阳门、东直门、安定门、德胜门瓮城，以修建环城铁路。1921年，当局拆除了危残失修的德胜门城楼，这一时期，皇城的东、北城墙也被相继拆除。

1949年5月，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刚刚成立，就城墙的存废问题就展开的激烈的争论。双方的代表人物分别是梁思成和华南圭。后者在《北京城墙应该拆除》一文中列举了四条理由：一是清除城郊隔阂，二是内外城建筑风格统一协调，三是整体规划一条环形大路，以城基土壤为路床，省时省工省钱，四是以拆下的城砖六层高楼，可得70万间的建筑面积。 梁思成的数学功底丝毫不逊于华南圭，他同样认真地为“主拆者”算了一笔账：“北京的城墙，除去内外各有厚约一米的砖皮外，内心全是?灰土?，就是石灰黄土的混凝土。这些三四百年乃至五六百年的灰土坚硬如同岩石；据约略估计，约有1100万吨。假使能把它清除，用由20节18吨的车皮组成的列车每日运送一次，要83年才能运完！请问这一列车在83年之中可以运输多少有用的东西。而且这些坚硬的灰土，既不能用以种植，又不能用作建筑材料，用来筑路，却又不够坚实，不适合用；完全是毫无用处的废料。不但如此，因为这混凝土的坚硬性质，拆除时没有工具可以挖动它，还必须使用炸药，因此北京的市民还要听若干年每天不断的爆炸声！还不止如此，即使能把灰土炸开，挖松，运走，这1100万吨的废料的体积约等于十一二个景山，又在何处安放呢？”【2】

然而，这个苦口婆心的书生显然低估了群众的力量。移山填海在那个年代里已不再是神话。1958年8月9日，《人民日报》登出署名王启贤的文章《束缚城市发展的城墙》，号召“用大家喜爱的义务劳动的形式”，“拔除”城墙“这个障碍物”。

1958年的最高指示曾经涉及到城墙问题：“张奚若批评我?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轻视过去?，轻视小脚、轻视辫子，难道不好？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就不舒服，青岛、长春的房子就好。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不爱古董?，这是比先进，还是比后进的问题，古董总落后一些嘛。总是后来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3】

多米诺骨牌依次倒下。从1950年5月开始，至50年代末，出于筑路需要，北京陆续拆除崇文门瓮城，朝阳门城楼和箭楼（瓮城已于1915年拆除），阜城门瓮城，永定门瓮城、城楼和箭楼，左安门瓮城、城楼和箭楼，右安门瓮城、城楼和箭楼，广渠门城楼和瓮城（箭楼已于30年代因过于残破被拆），东便门瓮城、城楼和箭楼、西便门瓮城、城楼和箭楼，以及东北角楼城台（箭楼已在1920年因残破被拆），西北角楼的箭楼和城台，西南和东南角楼的城台（箭楼均已于30代年因残破被拆）。

永定门瓮城消失于1951年，取代它的是一条宽阔的马路。现存于清华大学的一份档案记载：“梁思成先生曾对市政府表示极大的不满。”梁思成设计出一个方案，即将城门作为环岛，以方便交通，并在城墙上置花池、建凉亭，但这一方案未被采纳。

拆除这些城楼和城墙的时候，它们的确大都残破不堪，拆城工作本着先拆危倾部分，后拆残缺部分的原则，有条不紊地进行。1959年7月，为防止因夏季暴雨带来塌方导致伤亡事故，北京市决定拆除工作暂停。

余下的城墙和城楼，本来已经做出保护的决定。如果不是国际形势的演变对北京的城市格局产生微妙的影响，我们今天还会看到许多城墙和城门遗址。1960年2月，市文化局向市人民委员会呈文称：目前本市城墙正在拆除，为今后研究北京市城市建筑发展史和城市建设形制，我们建议将内城西直门的门楼、箭楼、瓮城、闸楼，安定门门楼，东直门门楼，东南角楼，正阳门门楼、箭楼，结合绿化保存下来。其中西直门、正阳门、东便门角楼，文化部已决定将它们列入国家级保护单位。

然而，这些城墙和城门最终还是失去了得到保护最后的机会。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使战备的重要性日益显露。（在首都北京修建地铁，并非仅仅是城市交通的需要，更有“准备打仗”的战略意义。 要在“文革”中实现“多快好省”的目标，必需减少拆迁居民的负担，城墙一带显然没有居民，而拆下的城墙土石又可以就地填入护城河，不需要搬运。内城城墙地带，显然成了地铁选址的不二之选。）（括号内内容可由柯焕章院长谈。）

家住前门、当时北京宣武门小学的学生王鸿年曾经在老师的带领下参加了拆除城墙的劳动，亲眼目睹了工人用吊车吊着直径一米的铅锤子撞击城墙的惊心动魄的场面，他们只是做些清理和搬运的零散工作。大凡两年38到40岁的北京人，都在学生时代参加过拆除城墙的义务劳动。那时的王鸿年不会想到30年后，这座城市会发起“爱北京捐城砖”的活动，而自己，又成为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可用采访代替此段）

这一轮拆除工作至六七十年代之交全部完成，只有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德胜门箭楼、古观象台，在周恩来总理和彭真市长干预下，才得以保留。而东南角楼和崇文门东大街一段城墙，以及西便门的一段残垣，因不影响地铁建设，终得幸存。

从崇文门三角地至东南角楼，断断续续的城墙被湮没于挤挤挨挨的居民中。正是这些居民长期倚墙而居，才使这些城墙得以保存下来。而居民们就地取材，挖用城砖搭建简易厨房等，又在一点点地蚕噬着城墙。2002年，北京市政府对崇文门东大街的房屋进行拆迁，被那些破旧房屋包裹起来内城南城墙的东段裸露出来，与东南角楼连在一起，成为明城墙遗址公园。老年人在这里捡拾旧梦，从未见过旧城墙的年轻人，从这段残墙中，推想帝都往昔的风姿。

瑞典学者奥斯瓦尔德·喜仁龙在他1924年撰写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中这样描

述古老的城墙：“内城城垣，雄伟壮观，初看起来，它们也许不像宫殿、寺庙和店铺、牌楼那样赏心悦目，当你渐渐熟悉这座城市以后，就会觉得这些城墙是最动人心魄的古迹——幅员广阔，沉稳雄劲，有一种高屋建瓴、睥睨四邻的气派。”

1948年底，那个意外地出现在梁思成面前的解放军说：“请放心，为了保护我们民族的文物古 …… 此处隐藏：1651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