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假设中的证据问题(5)

请看下面的对比：

(61)a.人来了。 b.来人了。 c.有人来了。

例(61)a的“人”指的是特定的某一个；b的“人”是不定的，c的位于动词之前要表示无定，则需要加“有”。

对于上述存现句则要求更严，宾语只能是无定的，而不允许采用词汇形式使其有定化。那么上述的结构赋义规律的产生时间，对我们考察这类存现句的产生动因至关重要。关于汉语语法史的考察，人们的注意力多放在有形的标记或者结构上，而很少有人注意到特殊句法位置上的成分所表达意义的改变。 然而句子成分所表达意义的变化往往是我们探讨一些重大语法变化的关键。结构赋义规律并不是自古到今都是如此，那么它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我们设计了一个简单的方案来回答这一问题：以最常作行为动作句的主语“人”为统计对象，看它有定和无定的表现形式的变迁。我们的逻辑推理是：“如果结构赋义规律已经建立，那么光杆名词‘人’做主语就必须表示有定；如果要表示无定，则必须加‘有’等词汇标记。假如某一个历史时期‘人’的使用缺乏这些特征，那么就可以认定结构赋义规律不存在或者尚未建立。”

用上述标准考察历史，可以断定先秦汉语不存在现代汉语的结构赋义规律。我们考察了反映先秦语言面貌的主要文献《十三经》，单独的“人”(包括缺乏有定性修饰语的复合名词)用做主语大都是表示无定的。例如： (62)门人问曰：“何谓也?”(《论语·里仁》)

(63)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论语·乡党》) (64)门人不敬子路。(《论语·先进》)

(65)人皆有兄弟，我独亡! (《论语·颜渊》) (66)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论语·子路》)

(67)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论语·宪问》)

(68)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论语·阳货》)

(69)人曰：“子未可以去乎?”(《论语·微子》)

(70)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论语·子张》) 上述句子的主语不能直接翻译成现代汉语，需要加上“有”、“别(人)”等。在整个《十三经》只在《孟子》中发现两例“人”做无定主语时之前加“有”： (71)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者。(《孟子·滕文公下》) (72)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孟子·尽心下》) 例(71)“今有人”可以看作一个存在结构，“有”还不是一个无定标记。例(72)很像现代汉语的有定标记，但是只是一个孤例。那么到了公元5世纪的文献《世说新语》中，情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尚存在着“人”做无定主语不加“有”的用例，但是以加“有”的为常，共出现了17次。例如： (73)人问其故，林宗曰??。(《世说新语·德行》) (74)人问：“痛邪?”(《世说新语·德行》)

(75)太中大夫陈韪后至，人以其语语之。(《世说新语·言语》) (76)有人道上见者，问云：“公何处来?”(《世说新语·文学》) (77)阮宣子伐社树，有人止之。(《世说新语·方正》) (78)后有人向庾道此。(《世说新语·雅量》)

(79)有人目杜弘治“标鲜清令，盛德之风，可乐咏也。”(《世说新语·赏誉》)

(80)有人道孝伯常有新意，不觉为烦。(《世说新语·德行》) (81)有人问谢安石、王坦之优劣于桓公。(《世说新语·德行》) 上述现象说明“结构赋义”规律在5世纪左右开始形成，但是尚未发展成为一条严格的规律。它最后形成一条严格的规律究竟在什么时代，尚需要深入系统的探讨。从5世纪的“人”的使用情况来看，到了8世纪左右这条规律应该逐渐

趋于严格。

关于结构赋义规律产生的时间，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证据是“受事话题+施事主语+VP”结构的发展。现代汉语里，还可以把受事名词移到句首话题化来表示有定，比如“书他已经看完了”中的“书”是指交际双方都知道的那一本。光杆名词移到句首作话题，被自动赋予一个有定的特征，这也是结构赋义的另一种表现。根据孙锡信(1997：136-137)的考察，该结构在先秦罕见，汉魏时也不多，普遍运用于唐五代，迅速发展于元明时期。例如：

(82)钱财奴婢用，任将别经纪。(《王梵志诗》) (83)茶钱酒家自还你。(《水浒传》第三回)

根据上下文判断，上例中的“钱财”和“茶钱”都是有定的。

唐朝是结构赋义规律建立的关键时期，可以推知到了宋以后该规律就更加严格。要求不定宾语的新兴的存现句正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我们认为这两件事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因果联系。

4.5“王冕死了父亲”句式产生的历史条件的总结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条结论：

“王冕死了父亲”和“他来了两个客户”都属于存现句，该类存现句可以表示“丧失”和“得到”两种对立意义，其主语是通过转喻由地点名词变成指人名词。

动补结构的建立对这类存现句的出现起着重要的作用。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促使非结果的介词短语由动词之后向动词之前移动，导致了存现句结构的变化；二是“死”类不及物动词作补语可以出现在施事宾语之前，为“行为—施事”关系动宾结构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结构赋义规律在唐宋时期的建立对新兴的存在句的产生和应用起到了推动作用。

5类推的条件

沈家煊(2006)又举出汉语史上的两个变化来说明“糅合”[vii]对新语法格式产生的影响。一是“VO了”变成“V了O”是受“V却O”的类推影响；二是记数格式“名+数+量”因为受记量格式的类推而变成了“数+量+名”。这一分析会遇到下列困难：

首先，“V却O”也是中古汉语之前不存在的格式，那么它首先是如何产生的?更重要的是，类推是有方向性的，一般是常见的、基本的去类推少见的、非基本的，而不会相反。唐宋时期表达完成体时，“VO了”比“V却O”更为常见和基本，如果有类推，只能是前者类推后者，而不会是相反。根据我们的调查分析，(详见石毓智、李讷2001)“了”的位置的变化并不是受某一个特定用例类推的结果，而是那个时代动补结构这个大变化中的一个具体变化。从整体上看，汉语的动补结构经历了“VOR→VRO”的语序变化，体标记是动补结构的一个子类，它与整个动补结构发展的动因和步骤是一致的。而不可能是每一个动补用例的发展背后就有自己的单独一个类推源形式。

其次，个体量词系统是后来才产生的，原来的名词计数格式为“数+名”，即数词位于名词之前，比如“百两必千人”(《左传·昭公十年》)。上述类推解释遇到的困难是，度量衡单位词在先秦已经是在名词之前，既然会发生后来的类推变化，那么后起的个体量词为什么还会节外生枝而走一个弯路，先出现“名+数+量”，后又被类推成“数+量+名”?从类推的一般规律来看，这种解释也是很令人怀疑的。记数格式远远比记量格式出现的频率高，它们之间如果有类推关系，也只能是前者类推后者，而不可能是相反。语言发展中的类推机制受到很多条件的限制，除了使用频率这个因素外，还受到当时整个语言系统的制约。根据我们的研究，数量名词短语的早期语序及其后来的改变，都是那个时期语法系统的整体状况决定的。(详见石毓智、李讷2001) …… 此处隐藏：1304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