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民国教育(6)

　　民众教育界在继承辛亥革命遗产方面做出了贡献。1933年5月8日，蔡元培批评国民党人“担负了训政的名义”，全国至今没有完成一个地方自治之县，愧对孙中山关于地方自治的遗教，倒是民众教育界的晏阳初在定县、梁漱溟在邹平、黄炎培在徐公桥开展的乡村民众教育，在民治的起点一自下而上的地方自治上，干了实事，做出了成绩。1936年3月11日，蔡元培称赞被打压的江苏教育学院的民众教育，“是帮助民众，使他们能达到自给、自管、自卫的目的”。“这一‘三自’就是‘孙中山先生所主张的民生、民权、民族三民主义。’学院应该成为江苏，乃至全国实现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模范”。在对待民众教育问题上，蔡元培赞扬有加，国民党官方力图打压，态度泾渭分明。

　　其次，是否承认民众运动，实施民众教育，固然是孙中山“唤起民众”遗教的执行与落实的反映，但如何对待民众的态度，则是判断真假革命的准绳。在40年代，林厉儒对此做出了新的阐发。“要知识分子真正成为革命的信徒，必须唤起民众，交权给民众，由民众监视他们，督促他们，才可以预防他们豹变。中国底国民党不能不是知识分子，这是历史的命运使然。而革命党必须唤起民众来控制自己，才能范围得住自己底心猿意马。国父遗嘱上说：‘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这句话是很有斤两的。这一点是革命理论和教育理论底汇流。革命党唤起民众，而同时就应该受民众指导，服从民众底利益。若革命党脱离了民众，便不成其为革命。”一方面，这与前述赵冕等民众教育家所说的只教育民众，让民众来追随自己，而非监督自己的观念相比，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另一方面，将孙中山“唤起民众”的遗嘱，解释为多少令人费解的“革命理论和教育理论底汇流”，即是说遗嘱本身是革命的遗产，唤起是教育，受教对象为民众，民众则是革命的主体，因而脱离了民众，便无革命可言。这种解释，成为发展和创新孙中山遗教的重要表现，接近新民主主义的大众教育观点。

　　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如何动员和争取民众，不仅是孙中山的遗嘱之一，而且事关人心向背，而国民党官方采取放弃政策，教育家所进行民众教育具有思想启蒙意义，与中共通过分配土地资源办法动员民众，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1949年后，除逝世的蔡元培外，上述教育家都选择留在大陆参加新中国建设，绝非偶然。

　　作者：曹天忠，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