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民国教育(4)

　　首先，对辛亥革命性质认识不断深入。学界对于辛亥革命性质的认知，大体经历了种族革命——政治革命——思想革命——经济革命——综合的社会革命过程。以雷沛鸿为代表的民国教育先贤对此的认识轨迹，大体上可作如是观。雷沛鸿参加过黄花岗起义，策动广西独立，留学英美多年，后长期在大江南北高校任教并数次主持民国广西教育行政。在20年代，他将辛亥革命定性为以政治为主的革命，在30年代则改变为社会革命。1925年10月10日，雷沛鸿在《双十节的真谛》一文中，提出辛亥革命是一种“民治运动”。“所谓‘民治’，在辛亥革命以后之中国内，不但是一种政治，而且是一种新社会秩序。”这是一种以民主、平等政治内容为主的新社会秩序和制度。1927年7月，继续辛亥革命遗绪的国民革命还在进行中的时候，雷沛鸿又以《国民革命与新政治秩序》为题，演绎国民革命的目标就是建设“新政治秩序”。秩序“就是条理和局面”；政治秩序即“在国家中，凡一切风俗，道德，法律，伦理，用来维系人民与政府的相互关系，又用来支配人类的政治活动”。而中国的新政治秩序就是“直接民权政治”。使用“秩序”一词，是为了强调革命破坏之后与建设相衔接，不使脱节之意。因此，以新政治秩序作为辛亥革命继续的国民革命的目标，依然可以说是将辛亥革命定位为政治为主革命观点的一种延续。

　　1931年10月10日，在《东方杂志》纪念辛亥革命20周年征文中，雷沛鸿以《就辛亥革命的意义审察中国之教育问题》长文为题应征入选。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在原来“民治运动”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民族运动”看法。民族运动有内外两种功能。“以对内言：我们在一方面，必须谋扫荡一切封建及藩镇的势力，以除民族统一的障碍物；我们在他方面，又必须依最进步的方法来组织和运用全国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及社会生活；务使中、华民国成为一个完全发展的民族国家。以对外言：我们在一方面，必须除去一切不平等条约的羁绊，在他方面，必须巩固国防和充实国力，务使中国民族在国际家庭内立在平等地位。”争取统一，建设民族国家，企求国际平等，这显然是结合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国内外现实，将辛亥革命由种族革命扩大到对外的民族革命的结果。也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20周年，雷沛鸿又发表《辛亥革命与民众教育》一文，在重申民治、民族运动前提下，明确提出辛亥革命是一场社会革命的论点。它“不是单纯地朝代更替，反之，它是政治革命，依之，即以创造新政治秩序。其实，还不止此，将欲使新政治秩序确能实现于中国，我们非努力于创造新经济秩序、新道德秩序及新社会秩序不为功。因此之故，辛亥革命虽以破坏为方法，却以建设为鹄的。这是要说，我们中国人民因为不满意于中国固有政治、经济、道德及社会的旧秩序，所以特用革命的手段，以促进新政治秩序、新经济秩序、新道德秩序及新社会秩序的产生。由此类推，我们可知大凡所谓‘革命’不应专以破坏为工作；反之，它却应多注意于建设工夫，甚至创造工夫”。这一对社会革命堪称经典的表述，告诉人们两个值得注意的信息，第一，作者将自己对辛亥革命的定性从种族革命，到政治革命，再转变到以政治革命为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在内的广义的社会结构的变革，在内涵上较辛亥革命是一次政治革命或社会革命(实际上指经济革命)的通常说法，要丰富和深刻得多。第二：革命不仅是破坏，而且是建设，特别是借引戴季陶革命即创造的说法，将革命目的先后顺序：破坏——建设——创造的三个内容，有机地连成一气。这既是对辛亥革命后军阀政客阳假革命之名，阴行私利之实，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针砭，也是在教育领域对孙中山革命是破坏，更是建设思想的一种重要发挥。

　　其次，论证和反思辛亥革命与中国教育关系。雷沛鸿在广东求学期间参加革命，到英美留学科目以教育学为主，政治学为副，并深受社会学的方法的影响，因此回国之后从事教育工作，十分重视思考教育与社会，尤其是与为改造社会为目的的革命之间的互动关系。首先，思考教育、国民革命与社会变动的关系。1926年，正当国民革命方兴未艾之际，雷沛鸿应菲律宾大学之邀，作了题为《新教育与新秩序》的报告，根据教育与社会互动关系原理，诠释教育与国民革命关系：“在一方面，我要宣告新社会秩序，将随革命运动而来临；在他方面，我要提示教育的任务，将随革命运动而打动民众的心坎，变动民众的一向对于政治的态度”；并强调教育对新社会秩序建设的功能，“新秩序的建设，尤须赖教育以完成其全功。”

　　在前述两篇专论辛亥革命与中国教育的论文里，雷沛鸿依照教育与社会互动的原理，在理论和事实上深入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反思辛亥以后中国社会何以军阀割据，民不聊生以及中国教育何以惹起那么多的问题。经过详细论证，他得出如下结论：“二十年来之教育问题实惹起于两个渊源：其一，起于误解辛亥革命的意义；其二，起于不善用教育。”因为前者，“武力与革命只好相为表里；教育与革命只好拆散姻缘。”结果，辛亥革命所遗留的民治、民族运动和其所揭橥的社会革命主旨均告落空。因为后者，“所以教育与新社会秩序不能联络起来而发生效用。”一句话，辛亥革命与中国教育相脱节，背道而驰，以至教育受累，社会遭殃。姑且不论这种观点妥当与否，至少从反方面说明辛亥革命与教育相依存，彼此联系的紧密和重要。

　　从辛亥革命与教育脱节以及国民革命与教育合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雷沛鸿等人后来终于总结出教育与社会存在不可分割的关系。如果从“革命即改造”的观点出发，可以表达为教育改造与社会改造的互动和制约关系：“在革命进程中，教育与社会的革新关系，应表现为教育改造运动与社会改造运动的配合施工，前者统一于后者，并以之为前提条件。”笔者将其概括为近代中国教育史上教育改造与社会改造结合的“双改造”关系模式。何以中国教育要进行改造？因袭中国传统的旧八股教育，不顾时代变化，漠视中国国情，照抄西方的洋八股教育，由这两部分来源叠加组成的中国教育，自然无法承担起改造中国社会的重任，因而首先需要自身进行改造。在辛亥革命25周年纪念之时，陶行知弟子方与严根据“革命即改造”，革命目的是建设的观点，结合雷沛鸿在广西大规模推行国民基础教育运动，将该模式进一步发挥成“国民基础教育，对教育本身来说，是一种教育改造运动，同时是一种教育建设运动。对社会立场说，是一种社会改造运动，同时是一种社会建设运动。”我们进而可以名之日“双建设”运动关系模式。显然，辛亥革命与中国教育纠葛，正是教育与社会“双改造”和“双建设”这一改造中国社会模式的源头活水。 …… 此处隐藏：1178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