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民国教育

　　内容提要革命与教育几乎与生俱来。辛亥革命之后教育与革命的关系变得复杂和紧张。在革命第一、教育其次的理念下，孙中山革命内容秩序在破坏与建设的基础上，增加了因袭与改造，乃至创造的内容，但整体上仍属于以暴力政治革命为主的狭义的范畴。国民革命之后，这种激进的革命说与和平的教育说对立的关系，逐渐得到调和，形成彼此渗透的革命教育与教育革命关系。这种以革命为本位的革命与教育关系，受到质疑，表明这时狭义的革命观已经难以适应社会改造的要求，须要以广义的社会革命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广义的教育进行置换。党化教育方针草案的争执，民众教育被放弃，辛亥革命性质的广义定位，辛亥革命与教育纠葛以及由此提出的教育改造与社会改造相结合模式的提出等，大都与此有关。在广义范畴之下，革命与教育不再对立，而是合流、甚至同一，在教育领域首先完成了革命从破坏到建设的衔接和转换，证明中国近代史上革命救国与教育救国关系并非总是那样紧张。

　　关键词辛亥革命民国教育广义的革命与广义的教育革命救国教育救国

　　[中图分类号]K257；K2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6—0085—10

　　前言

　　革命与建设，战争与和平的理论与实践纠葛，是关乎中国历史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学界关心革命是社会进化的常态的问题较多，实际上革命何时转化、如何转化、怎样衔接、过渡为建设，更加困扰人们。两汉时期的“马上得之与马下治之”、“退功臣，进文吏”、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与岑春煊等群雄的分歧以及建国后毛泽东在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何者为重心的摇摆反复，均与此有关。历史研究实际上是后来者对历史上发生的客观的历史以及更后者对该客观历史认识史的再考察和认知。大体上相当于通常所谓历史研究中回到历史现场或具体环境的“列宁标准”，与立足于研究者主体当下时代去认识历史的“克罗齐维度”。回到历史现场与判断它比之前的历史提供什么新的东西，对辛亥革命研究而言相对比较充分，而后一维度的辛亥历史研究则远远不够，大有可为。在这一方面，目前学界对辛亥革命及其历史遗产对日后中国历史影响的研究，除了三民主义理论解释外，还有很多工作可做。例如从民国时期的教育界如何对待辛亥革命的历史遗产？教育革命与革命教育的关系是什么？如何纪念、诠释辛亥革命意义？在阐扬辛亥革命遗产有何分歧？等等，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视角。

　　一、革命教育与教育革命

　　作为大的社会变革和改造运动，任何革命都会与教育发生关系，辛亥革命也不例外。

　　1．教育与革命由合作到分立

　　辛亥革命之前，革命与教育的关系至少有两种含义，一方面教育被视为革命的目的，其含义等于建设。1903年，邹容在著名的《革命军》中的“革命之教育”节目中云：“欲大建设、必先破坏，欲大破坏，必先建设，此千古不易之定论。吾侪今日所行之革命，为建设而破坏之革命也。虽然，欲行破坏，必先有以建设之。善乎意大利建国豪杰玛志尼之言日：‘革命与教育并行。’吾于是鸣于我同胞前曰：‘革命之教育。’更译之日：‘革命之前，须有教育；革命之后，须有教育’。”在这里，革命与教育被邹容理解为革命即破坏，与教育即建设的含义及其关系，“革命之教育”，换言之，就是“革命之建设”，二者“并行”。另一方面，教育被孙中山等人当作培养革命人才和进行革命宣传的手段，因此，这时的教育与革命的关系，成为目的与工具关系，教育成为革命的手段。辛亥革命以前，教育时而为革命的目的，时而为革命的手段，反映二者之间关系密切和复杂。

　　民国成立后，官僚、政客和军阀当政，横行无道，社会失范元序，中国面临新的革命或改造。孙中山继续高举革命旗帜，将革命与教育、实业等均视改造中国社会的手段，但在重要性上有先后之别。1919年10月，在第八个辛亥革命节日纪念会上，孙中山虽然承认革命、教育等都是改造中国的手段，但强调第一步“只有革命。”并专门解释了革命的含义：“革命两字，有许多人听了，觉得可怕。但革命的意思，与改造是完全一样的。先有了一种建设的计划，然后去做破坏的事，这就是革命的意义。”革命即改造，将破坏与建设视为革命与生俱来的关系，显然与前述邹容的观点一脉相承；但将革命置于教育之前，且视为改造中国的第一手段方法，试图降低了教育的重要性，有将两者对立起来的意思。尽管孙中山竭力解释，但过分强调革命暴力的一面，引起不少人的误解和害怕。为此，国民党理论家、孙中山得力助手戴季陶立即特地地加以解释、澄清和新的发挥。从革命的目的和程度而言在破坏和建设的基础上，增加了“因袭与创造”，并以此作为判断真假革命的分界，“凡不能破坏的，一定只有因袭，决不会创造。因袭那里会是革命”；或者视因袭与创造为革命思想的本质：“一定是旧制度破坏和新生活的创造。”试图淡化此前孙中山强调的革命即破坏的色彩。从革命的领域而言，从政治范畴扩大到生活思想制度范畴；以革命的手段而言，除暴力以外，承认“平和的组织的方法及手段，是革命运动的新形式”。这种解释在孙中山破坏和建设的革命观上，增加了因袭和创造的新内容，意义非同一般，修补了革命即暴力的单纯观点，在理论上开始了革命由狭义向广义的转变，对后来，尤其是教育领域产生重要的影响。

　　而几乎在同一时期，蔡元培等教育界人士则采取教育独立于政治的路径，高唱教育独立，实行教育与政治分离，实际上就是与孙中山所说的官僚、军阀、政客等革命对象，进行一种非暴力不合作的较量。如果按照戴季陶平和手段是革命新形式的说法，孙中山与蔡元培都在革命，只是在教育与革命的关系上，无论是孙中山强调单一的暴力革命，排斥教育，还是蔡元培以教育手段抵制政治(这时的政治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革命对象)，客观上都是在强化教育与革命二者之间的分离和对立。孙中山、蔡元培分别代表了当时两种流行的改造中国社会方法——暴力革命与温和教育两派的对立。“主张革命说的，以革命为一切改革的根本，主张教育说的，以教育为一切改造的根本。而这两者有时不免互相非难，前者以后者为过于平和，后者又以为前者过于急烈。”两种改造社会的主要方法处于对立境地，决非中国社会之福，调和二者关系就成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