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民国教育(5)

　　三、民国教育界阐扬辛亥革命遗产

　　国民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辛亥革命在新的条件下的继续。随着国民革命由珠江流域向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推进，国民政府需要确定新的教育宗旨与教育方针。民国初年，教育总长蔡元培以世界主义作为教育方针宗旨，悬的过高，不合时宜。国民革命进行期间，政府鉴于孙中山“以党治国”方略，将教育方针宗旨确定为“党化教育”，后改称为三民主义教育。党化教育内容非常复杂，简要地说实施革命化的教育，将三民主义、孙中山晚年制定国民党有关政策、遗著、遗嘱，作为教育的指导思想和方针。确定教育方针宗旨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如何对待处理辛亥革命理论遗产：三民主义以及孙中山“唤起民众”遗嘱等问题。其中充满分歧和争论，既有国民党内部分歧，也有左倾、右倾的对垒。

　　1．党化教育方针的争论

　　关于党化教育方针的争论研究，除了以政治(党化)为本位，还是以教育为本位之外，还有三民主义内容中何者为主次，谁为先后以及潜藏着的左倾，还是右倾的分歧。1926年2月，时任广州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许崇清发表《教育方针草案》一文，“本生活教育的原理与革命的一般教育政策而拟定今后的教育方针，应当注意于(1)产业革命的提倡，(2)政治教育的发展。”以民生主义为出发点，以产业教育为主，政治教育为次作为党化教育方针。1927年7月，上海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韦悫也发表一个《国民政府教育方针草案》，本孙中山军政一训政一宪政革命程序论，坚持以配合国民革命需要的政治教育为“最急务”，产业革命教育为后。二人针锋相对，展开笔战。国立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主任庄泽宣为了方便两广教育界了解争论情形，以广流传，将许、韦二人文章转载在该所所刊《教育研究》创刊号和第2期上，并加入争论，试图进行调和。他说“综合两位先生的意见，我们可以说：许先生所主张的教育方针是治本的教育方针。韦先生以为远水救不了近火，他主张的教育方针可说是治标的。两者并不相悖，而实相容，这大概是两先生所承认的。”庄氏表面上将二人分歧概括为“治本”与“治标”的不同，其实倾向于韦的主张。因为他对韦案的理论依据进一步作了解释，军政时期破坏多，建设少，军费浩大，办教育既不具条件，也无经费。

　　江苏教育学院院长高阳(践四)则支持许崇清的观点，坚持认为即便教育以政治为中心，那么根据孙中山“建设之首要在民生”的遗教，政治的内容也应该是“制民之产”。这种争论与其说是对三民主义中民生、民权、民族内容，何者为主从的分歧，毋宁说是教育理论基础的不同。1928年2月，许崇清在《答韦悫委员》中强调其方针草案的两大理论基础，是“革命教育的理论”与“教育革命的理论”的互动配合；这种革命是广义的社会革命或产业革命，而非仅仅为政治的、狭义的国民革命。因此他说“我的草案是顾统全局的整个教育方针案，所含意义比韦委员独举一隅的更广。”

　　由于许氏草案的理论和视野更加广阔，在日后显得愈来愈重要，评价也越来越高，甚至被誉为“实是三民主义教育最有系统的理论建树”。它既然如此重要，为何没有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教育方针和宗旨？这不仅涉及到国民党教育界内部分歧，实际上还潜藏着左倾的唯物论与右倾的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方针的对立。后来通过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要么删去与许案强调的类似观点，如…实现民主政治，完成社会革命”’；要么实行的正好是许案中极力批评的内容，如发扬固有文化，提高国民道德，灌输政治知识，养成劳动习惯，增高生产技能，推广科学之应用等，辞句虽辉煌，“而骨子里正是15年《教育方针草案》所指摘的‘只在关于从来所行支配行动的教育外，附加一种关于从来所无生产行动的教育’，那末‘这种教育的不能推行，也是必然的事理’。”许案之所以会被抛弃，其根本原因恐怕是隐藏的左倾理论因素。在初期，许案采取与当时流行的用杜威生活教育论分析一般教育问题，表面上好像没有多大区别，实际上暗藏玄机。40年代后，许的好友、倾向于新民主主义的林厉儒，尽管推崇草案为“一篇很正确而又很值得重视的教育文献”，但在国共面临生死对决之时，也只能采取春秋笔法，微言大义。直到1949年之后，许崇清才在回忆录中点明，该草案受到“辩证唯物论”的影响和对“苏联教育制度的新规律的研究启发”，因而把教育与革命结合起来思考教育方针。

　　2．民众教育问题的分歧

　　民众教育本来是党化教育的一个内容，“唤起民众”更是孙中山遗嘱中重要组成部分。按理来说，重视民众运动及其教育，对南京国民政府来说，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却做出了相反的抉择。此举被看作国民党自身抽调其政权的阶级基础，对后来兵败大陆产生重要影响。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李石曾、吴稚晖、戴季陶等国民党元老，“均主张民众运动以为本党在野时之所需，而当权即应去之。苟非然者，讵非运动民众革自己的命乎。”识者以为，元老们放弃民众运动，自毁长城，不仅仅是出于违背政治逻辑考虑，而是仍坚持不合时宜的狭义的政治革命观，而做出的一种大误判。“此种理论正可以看出若干先辈以革命为夺得政权之代名词，绝非对于民众本身有使掌政权之一日，本来民众本身起而掌政，只是学理上的凖的。然既从事革命，要不能不以此为趋向，起码不使方向违背，而政治家则专以应付现实为手段，则不惜与目的相违。”这反映在教育政策上就是当局淡化甚至忌讳民众教育。中央大学区所属劳动与民众教育学院被迫改名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就是一个典型。但院中俞庆棠、高践四、雷沛鸿、赵冕、赵淑愚等骨干分子，对民众教育一如既往地固守己见，并为之奔走呼号。

　　首先，为民众教育正名，寻找合法化和正统性依据。民众教育专家赵冕强调“民众教育‘即总理遗嘱上——唤起民众’，唤起就是教育的意思。现在所谓民众运动，不是民众自己的运动，而是我们教育民众的运动……现在正值训政时期，训政重在训字，训就是教育，训政的对象是民众，所以训政可说就是民众教育”。民众教育即训政，这虽然有所夸大，甚至引起误解，但将孙中山遗嘱视作民众教育的一部分，颇有说服力和威慑力。雷沛鸿则提出了辛亥革命是“中国大规模的民众教育一个重要渊源”的观点。从理论逻辑上看，“教育只是一种历程，依之，人们可以寻取行为的道路。试思人在日常行为间尚须有教育，以示途径；何况革命，何况欲以革命创造政治、经济、道德、社会秩序于未来中国？如许重要的百年大计，我们安能舍却教育民众的大道而弗由？”从事实上，如同前面所说，辛亥革命与教育脱节，以至教育、社会两败俱伤。无论从理论与实际、正与反经验教训，都说明辛亥革命与民众教育密切关系。雷沛鸿这样做的目的，无非“应本辛亥革命所带来的理想以实施大规模的民众教育，即是：定出及做出一个五年或十年的计划，依之，即以民族化、民治化整个中华民国。”以此作为三年后在广西推行的，包括民众教育内容在内的国民基础教育的合法依据。 …… 此处隐藏：1370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