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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与民国教育(2)

来源:网络收集 时间:2026-07-16
导读: 教育与革命分立的调和,可分为两大方面,一方面以教育为本位的调和,出现了具有折中性的“政治教育”的专门概念;另一方面,以政治或革命为本位,产生了具有孪生性的“革命的教育”与“教育的革命”这一对专有名词


  教育与革命分立的调和,可分为两大方面,一方面以教育为本位的调和,出现了具有折中性的“政治教育”的专门概念;另一方面,以政治或革命为本位,产生了具有孪生性的“革命的教育”与“教育的革命”这一对专有名词。在暴力革命与温和教育对立的各自主张上,孙中山较坚决,蔡元培则似乎摇摆不定。这或许是受教育独立口号本身具有的教育与政治主观上要独立和客观上无法独立的双重性矛盾制约,1922年蔡元培等参加了“好人政府”,在行动上否定了自己的主张。对此,教育界有人作了解释和辩护:“政治的本身原来就含有很大的教育价值”;教育者要改造社会,必须首先从政治人手和出发。不少人将教育与政治的这种形式上的包含关系,在内容上作进一步结合,提出“政治教育”这一专门概念。1925年3月,黄卓认为政治教育的内容和目的,其一,使人民获得有关“国家的知识”,即国家是什么,怎么回事;其二,人民知道自己与国家的关系,认识“对于国家的权利与义务”。因此,“中国现在最需要的,不是革命,不是纯粹的平民教育,而是政治教育的施设”。前者是在批评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是一种“皮毛的改革”,后者指责的是陶行知教育改革,为一种“局部的医治”。


  1925年2月,沈仲九试图将“激进派的革命说”与“和平派的教育说”两派紧张关系加以缓和、疏通,将两家之间的本质关系,概括成“革命的教育”与“教育的革命”关系。前者包括“培养革命的精神”、“灌输革命的知识”、“注重革命的训练”和“组织革命的团体”,后者包括“民众自动的革命”等,并将两者之间的互动互为关系,视作判断真假革命、教育的准绳。“为‘革命的教育’,即‘革命的教育’,才是真教育”;“为‘教育的革命’,即‘教育的革命’,才是真革命。”两者不但不对立,反而互相交叉、互相渗透和互相促进与依存。以继承辛亥革命未竟之业为职志之一的国民革命爆发后,教育的革命与革命的教育的关系,被进一步强化,含义有所不同,火药味渐浓。1926年8月,汤有全论证了教育的革命与革命的教育的含义及其关系,“教育的革命”内容有“驱除盘踞教育界的败类、消灭违背时代潮流的反动思想、收回教育权”。“革命的教育”就是“用教育来宣传革命,赞助革命”。明显带有以革命为本位的取向。


  鉴于以革命为本位的教育极端和偏激化,1927年1月,上海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韦悫在谈到国民政府教育方针时,在强调教育革命的重要性的同时,有意识地进行纠偏。革命教育包括两个含义:第一,“要反因袭的教育,而以最进步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做基础的”;第二,“推翻一切社会不平等的组织而建设一个真正自由的平等的博爱的社会之原动力,换句话说革命教育是促成国民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工具”。韦氏在力主革命教育是国民革命工具的同时,参借了戴季陶“因袭不是革命”的观点,扩大了教育革命的内涵,明确指出偏向暴力的政治革命,不适用于倾向和平的教育革命。“革命就是鼎革,是统治权的推翻,革命就是被统治者革统治者的命或被压迫者革压迫者的命。这个解释不能适用于讲教育革命”。在教育领域里,韦悫虽然意识到片面强调政治或革命为本位的教育存在弊端,试图在孙中山革命即破坏与建设的基础上,加入戴季陶革命即因袭与创造的新因子,这是一种不小的变化和进步,但仍然没有跳出狭义的政治革命范畴。


  2.广义的革命与广义的教育要相适应和配合


  针对韦悫仅从国民革命来做教育方针的依据,1928年2月,时任广州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许崇清根据“革命的社会学说和革命的教育学说”,为广义的革命与教育关系给出了看法。“以为社会的要素是互相联系而保持着一个均衡状态的,革命过程即是这个均衡的破坏和改建的过程。……革命教育当然也要能够应付这个连续变动的过程”。革命就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互相联系各要素均衡状态的破坏和改造的持续不断的一种过程,革命教育即是能够应付这种革命过程的教育。这种社会革命,其含义大于改朝换代、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属于广义的革命。随之,与社会脱节,局限于学校的狭义教育,只有扩展到与社会结合的广义教育,才能与广义的革命相适应。稍后在政策实践方面,随着国民革命的胜利,教育界也意识到教育领域的革命即破坏做法,已经不合时宜,于是被调整到革命即建设阶段,防止滥用革命,妨碍正常的建设。1928年7月31日,蔡元培主张采取广州中山大学、广东、广西教育厅提案,要求放弃以破坏为主的爱国青年运动组织学生会和学生联合会,转而实施以建设为主的读书运动。即通常所谓由读书不忘救国到爱国不忘读书的转变。可见,无论从理论,还是行动方面,首先实现了孙中山革命由破坏到建设的衔接和转变的是教育界。如果置于更抽象的论域里,革命与教育不但能够衔接和转变,甚至可以合一等同。


  3.革命与教育合一


  在20世纪40年代,林厉儒在抗日战争高校的流亡辗转中与许崇清相从过密,并受后者与广义的教育才能适应广义革命观点的启发,从教育哲学的理论高度,论证了革命就是教育,革命的目的就是教育的目的,使二者达到同一。“革命虽然必不免夺取政权,掌握政权,而决不只是政权之夺取和专擅,乃是藉坚决的实践而控制社会底各种作用,使他们适合于大众底需要,适宜于人性底发展,换句话说,是使社会诸作用都能够发挥它所应有的教育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就是教育。在革命底社会里,那些专以教育为目的底设施,当然要配合革命底方针,使受教育者理解社会发展底法则,能把握现实地存在于特定的现实社会中底那种能转化到新社会去底诸可能性,尽量运用各种有效的知识技能和工具,而参与革命的实践活动,从此而得到人性底解放和品性底改造。从这意义说,革命目的就是教育目的。”革命作为控制社会各种作用,本身具有教育的作用;而教育在适应社会革命过程中发挥了自己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就是教育,在教育哲学的层面,使长期分歧和对立的教育救国与革命救国的紧张关系,得到比较彻底的消解。


  从上可知,教育与革命的关系颇为复杂。以辛亥革命为界,此前革命与教育关系大体缓和,之后无论是孙中山的革命第一的理念,还是蔡元培等教育独立的主张,都使两者的关系变得疏离和紧张。国民革命前后,政治教育、革命的教育与教育的革命等出现,虽然各存本位,但革命与教育的对立关系得到了有效的缓解与调和。随着政治革命不适用于教育革命观点的提出,特别是广义的社会革命观取代狭义的政治革命观,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广义教育观的引入,革命与教育关系中破坏色彩减少,建设的因素增加。教育为应付革命的需要,两者关系越来越密切,直至出现革命的目的就是教育目的,革命就是教育这样具有颠覆性的看法。此前学界以革命救国批判教育救国,以及近来的“告别革命”及其争论,强调的都是双方的对立。如果注意到民国教育先贤在这个问题上所做的调和与转换的努力,那么教育救国与革命救国的分歧,并没有像后来所说的那样大。 …… 此处隐藏:1246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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