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再解读_研究述评

第1期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No.1Jan.2010

2010年1月JournalofJilinNormalUniversity（Humanities&SocialScienceEdition）

doi:10.3969/j.issn.1007-5674.2010.01.020

“再解读”研究述评

周薇

（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100087）

［摘要］“再解读”思路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在90年代的延伸，是“重写文学史”

的进一步深化，它所着眼的是如何“瓦解”40-70年代的“体制化”叙述，是一个“解码”的过程。本述评主要研究对“十七年”“红色经典”进行再解读的学人、著作和论文，尽可能还原“再解读”思潮的全貌。

［关键词］

重写文学史；再解读；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

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674（2010）01-0069-05

“再解读”思路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在90年代的延伸，着眼的是如何“瓦解”40-70年代的“体制化”叙述。不同的是，“再解读”思路不希望“仅用一种叙事去取代或是补充另一种叙事”，或将其看作“纯粹的政治运作的产物”而进行简单的“拒绝和批判”，而希望追问文学的诸多基本前提，重新编码文学运作过程并呈现其裂隙。

[1]

殖民理论、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引入当代文学研究实践中。借助于理论自身“对语言或哲学再现性本质的越来越深、越来越系统化的怀疑”，侧重探讨文学文本的结构方式、修辞特性和意识形态运作的轨迹，对于突破社会历史美学批评和“新批评”这种上世纪80年代“主流”批评样式，把文学研究推向更为具体深入的层面，产生了较大影响。

[4]

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化”话语逐步演变

为一个“现代性”的知识视野，对于“现代化”的单一的本质化的理解逐步转变为一种多元的、复杂的具有批判性和反思性的“现代性”知识。海外李欧梵、王德威、刘禾、孟悦以及国内汪晖、李杨等人对于现代性的重新理解和反思，对“以现代为目标”的“重写文学史”的基础和前提提出了质疑。[2]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延续来看，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再解读”是“重写文学史”的进一步深化。

那么究竟什么是“再解读”？洪子诚认为“再解读”，指的是90年代的一种批评活动，也是一本书的名字———由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论文撰写者多为学院出身，并有不同程度的西方现代理论背景。论文的撰写与编辑，不仅为了对涉及的文本重新阐释，而且更与“现代文学史的重构”相关。“再解读”其实是文学史研究的经常、普遍的活动。如果它是一种有系统的工作，则是文学史重构的组成部分，是更新文学史图景和描述方法的一种试验。

[3]

“重写文学史”并不狭义地针对“十七年文学”，但在“专栏”开辟近两年的时间里，围绕“重写”在《上海文论》发表的22篇文章中有12篇都是关于“十七年文学”的，这些文章几乎囊括了“十七年”时期主要的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贺桂梅指出：“再解读”的主要特色在于文本重读，重读的对象是已经被过去的文学史经典化了的—些重要作品，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林海雪原》等现代小说，《白毛女》、《千万不要忘记》等现代戏剧等。

[1]

对于作为“重

写文学史”的深化的“再解读”，再解读那些五六十年代“红色经典”无疑有相当大的阐释空间，并且很有研究价值。因此，本述评研究的对象范围缩小为对“十七年”“红色经典”进行再解读的学人、著作和论文。

一、唐小兵[5]的“再解读”研究

似乎可以把唐小兵看作“再解读”之父。他是这样解释他所理解的“重读”的：“一旦阅读不再是单纯地解释现象或满足于发生学似的叙述，也不再是归纳意义或总结特征，而是要揭示出历史文本背后的运作机制和意义结构，我们便可以把这一重新编码的过程称作‘解读’。解读的过程便是暴露出现存文

一直致力于“再解读”研究的学者贺桂梅认为这种研究把西方上世纪60年代之后的各种文化理论———包括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后

［收稿日期］2009－09－15

［作者简介］周薇（1981－），女，湖北天门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当代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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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被遗忘、被压抑或粉饰的异质、混乱、憧憬或暴力”。

[6]

作为方法，黄子平的实践告诉我们，结合叙述理论与批评者本身对历史和时空的体验或意识对中国的文本进行“解读”是可行的，并且有其必要性。黄子平是用“仍然刺痛人心”来描述“现在”的，这除了是批评者在批评过程中有更多个人情感的流露外，还进一步说明了“解读”对于黄子平来说不仅是一种“拯救”，也是一种“自救”，他要“治疗”的“心痛”，既是属于整个民族，也是属于他个人的。平“再解读”研究的目的和价值所在。

二、李杨[15]的“再解读”研究

与黄子平重“结构—功能”的“现代性”研究相比，李杨的研究更趋近于新历史主义立场。《抗争宿命之路》沿依“叙事”、“抒情”、“象征”(话语类型)的思路把1942－1976年中国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放置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这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中进行“谱系学”分析，探寻“十七年文学”“形式的意识形态”。李杨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生发展与中国对西方的回应———反抗有关，文学从叙事到抒情再到象征的变化，显示了意识形态的深刻变革”；在“现代性”“叙事”的脉络上，“十七年文学”实际上是一种继续和发展，它是20世纪中国文学在特定历史情境下最集中地体现现代民族与国家主体性的一段文学；这“十七年”文学话语的不断转换，是政治权力不断运动交替的必然结果；“十七年文学”从“叙事”到“抒情”，其“形式的意识形态”本身便是一个深刻的话题。

[13]

[8]

唐小兵、刘禾等人外语上有优势，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出国学习，非中文系出身的背景使得他们往往更加敢于下判断。他们的判断更明显和更多是基于“话语”，而不是体验或者说经验，如唐关于延安文艺性质的断定，说它是一场反现代的现代先锋文化运动，很显然，他的判断是自上而下的，更多的是理论的想象。

[7]

唐小兵是用“被历史限定了”来描述“现这也是黄子

在”的困境的，他“解读”文本的出发点之一是“拯救”历史的复杂多元性。因此，他有更明显的“拯救者”心态，即以“拯救”历史来“拯救”被其限定了的“现在”。

[8]

2008年5月，在北大中文系的讲座上，唐小兵

再次论述了“再解读”与《再解读》。他说：“‘再解读’的一个基本操作方式，我认为就是去做批评的批评，但这个后设的批评不应该忘掉了原来的文本，而恰恰是为了把更丰富、更深层次的意义带回到文本。……这本书（《再解读》）在总体上实际上是运用了西方带有左翼色彩的理论，来对很明显的是从左翼传统里产生出来的文学、文艺作品进行解读。是从带有某种批判意识的角度进入，而这种批判意识所针对的恰好是一种体制化了的左翼传统，因此带有一种自我剖析的意味。……从“大众文艺”这个观念引发下来，发现文学还不够，还需要对其他的文化产品进行研究，进行考察。这次出增订版，我有意识地收录了两篇关于美术作品的文章，以弥补初版时的一个不足。”[9]

二、黄子平[10]的“再解读”研究

黄子平认为：“解读意味着不再把这些文本奉为单纯信奉的‘经典’， …… 此处隐藏：9320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