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学术语从明末到民国初年的演变过程(5)

　　关于syllogism译名的讨论给了我们以下启示:

　　第一, syllogism汉译的讨论将促使我们不仅从西方文化传统视角而且从中国文化传统视角看待逻辑关键术语的汉译。syllogism作为西方逻辑关键术语, 建基于西方的文化土壤, 它与中国名学, 与中国古代连珠是表面相似, 实质不同。如果要生搬硬套, 就会出现如“狗非犬”之类的不合常理的表述, 这就是中西语言翻译的不确定性问题, 也是蒯因所说的译不准原理。只有重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性, 才有可能实现西方逻辑思想译介的中国化。

　　第二, syllogism汉译的讨论促使我们确立正确的逻辑观念, 进而探讨逻辑与文化的关系, 推进中国逻辑的健康发展。笔者认为, 不同的逻辑建基于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文化传统对不同的逻辑发展有不同的影响。一定的文化会产生一定的逻辑, 一定的文化也会制约一定的逻辑。只有阐明了逻辑与文化的关系, 才能说明三大逻辑产生的必要性和历史必然性。只有澄清了逻辑观念、逻辑与文化的关系, 才能推进逻辑学的全面发展。

　　第三, syllogism汉译的讨论引人深思的是, 一些学者认为西方逻辑学体系可以适用全世界所有的文明、所有的文化、所有的语言体系、所有的思维方式, 甚至适用于所有民族的思维实际。在引介西方逻辑学时往往流于体系的套用和术语的比附, 忽略了不同文化和语言之间的差异, 一味地寻找与西方逻辑术语相同的地方, 例如汉民族思维中明明没有三段论的思维形式, 却偏偏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中一定有对应的术语, 与syllogism名虽不同实际却相同。严复用连珠来作为syllogism的译词, 虽然是逻辑术语中国化的有益尝试, 但是对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认识不足, 是导致三段论译词不恰当的原因之一。实际上, 严复用连珠作为syllogism的译词也没有能到认可。这个译词也没有能够流传下来。

　　四、简要的总结

　　一百多年过去了, 关于逻辑术语的争论已经尘埃落定, 但是对于一些主要逻辑观念的争论还在继续。比如, 在引进西学的过程中, 究竟应该采用据西释中甚至比附的方法, 还是采用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土化方法?通过考察逻辑术语译名演变的历史进程, 可以回答这些问题并获得有益的方法论启示:

　　第一, 从历史的角度看, 逻辑术语译名演变的曲折历程是术语译名不断规范的过程, 也是译名不断中国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中, 需要遵守信达雅标准以及音译和意译互补, 以意译为主的原则、一致性等原则。更重要的是, 逻辑术语译名的定名不仅要考虑上述原则, 而且要考虑文化的因素。既不能持有全盘西化的文化观, 也不能盲目排外。只有扎根本土文化, 树立文化自信, 才是中西文化交流与互动的正确方法。以严复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不仅对于中西文化都了然于胸, 而且明悉西方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关系, 明辨其异同。因此, 严复译名的特色是源自中国文化, 在此基础上逐渐总结出一套创译方法, 这正是逻辑术语创译中国化的一种有益尝试。可见, 逻辑术语译名的中国化是逻辑术语演进的历史必然趋势。

　　第二, 近代学者严复等人坚持走逻辑术语译名中国化的道路是由当时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19世纪末, 甲午战败之后, 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正视西方近代文化, 同时对自己的文化进行深刻反思, 继而探索走向进步与富强的道路。逻辑作为一种科学方法, 可以为政治、社会活动中迫在眉睫的问题提供指导。严复等人移译西方书籍, 不仅是一种学术交流, 更是一种社会文化传播。为此, 严复率先把逻辑与先秦的“正名”学说直接联系了起来, 他的主张为近代学者将先秦逻辑思想比作西方逻辑的研究模式奠定了思想基础。[16]36-45在严复之后, 梁启超在研究先秦墨家思想时, 用西方逻辑理论作为比照标准。这种以西方文化的标准来评价中国文化的思潮, 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那个时期的一种思想倾向。[16]36-45胡适在他的《先秦名学史》中则更是把先秦逻辑直接比作西方逻辑, 反映了他全盘西化的文化观念。[17]36-45严复与胡适不同, 他力图使逻辑术语译名中国化的尝试是对全盘西化文化观的抵制, 更具有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

　　第三, 从文化的视角看, 明末以来的中国社会矛盾加剧, 进步学者不满于理学的空疏之弊和儒家独大的思想禁锢, 掀起了一股经世致用的实学风潮。同时也激起了实学家们研究整理中国传统文化, 特别是先秦逻辑思想的兴趣。这些“睁眼看世界的”学者译介西学着作不仅仅是带来了逻辑术语, 更为中国人引入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找到了中西思维方式的某些结合点, 为中国传统文化走向近代化奠定了方法论基础。[16]188可见, 逻辑学术语译名的演变实际上反映的是社会文化的演变, 这种演变具有强烈的文化变革和转型发展的意蕴。

　　第四, 从逻辑关键术语演进的过程来看, 译名规范化和定名过程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制约, 它们大致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语言因素, 二是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因素, 三是科学因素。语言因素是指逻辑术语在音译时, 常受到当地语言口音的影响, 例如清末一系列中外词典的发音与例句都属于南方语系的发音, 拗口难读。严复在音译西方术语时, 因为用福建口音读英语单词, 译出来的术语读音让非福建母语的其他学者感到困惑。明末传教士和教徒在选择逻辑学术语译词时, 更倾向于选择中国文化中已有的文本概念, 或是当时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典籍中的相关概念。这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因素制约的结果。清末民初时期, 随着西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逻辑学得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这一时期逻辑学术语的翻译对先秦名辨学和宋明理学的附会渐渐减少, 对自然科学方法的借鉴逐渐成为主流, 在这时, 科学因素的制约作用体现得比较显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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