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学术语从明末到民国初年的演变过程(4)

　　可以看出, 严复错误地把日译术语“三段”看作“三断”, 认为日译术语的含义是三个结论, 从而反对这一译词, 现在看来, 这就是术语转译中的一个乌龙罢了。此外, 在《名学浅说》文本里, 严复竟找不到任何完全符合三段论结构的古论据。相反, 他的论据来自于宋代诗人苏轼的文章:

　　比如苏轼武王论。其发端曰。以臣伐君。武王非圣人也。二语仅列一案一断。若将其全叙。当云。圣人不以臣伐君。例今武王以臣伐君。案故武王非圣人也。判略举此三式。学者可悟。凡有论断。莫不皆然。[10]57

　　王国维在《辨学》 (1908) 把西文的syllogism译为“推理式”。在李杕着的《名理学》 (1909) 中, 他把syllogism译作“引徵式”。这些译词都没有流传下去, 只有严复的译词引起了后来的激烈争论。

　　总之, 与严复把syllogism译为“连珠”相比, 章士钊把它译作“三段论式”在“信”和“达”方面更为合理, 以后一直被广泛沿用。但是, 在严复那里, 译作连珠有传承中国文化的考虑, 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的意义。

　　把syllogism译为“连珠”是严复的创译。汉译直接选自中国古代文献。严复的动机和思路很明显, 既然西方逻辑中有三段论, 中国古代一定有类似的东西。估计严复也是颇费周章, 终于在陆机的《文选》中找到对应的相似物, 那就是连珠。显然, 从中国古代典籍中寻找西方逻辑类似物, 是严复译介西方逻辑的初心。可惜他只看到中西逻辑术语的相似性, 这种相似性只是一种表面的相似性, 而这一种表面相似背后的差异性被严复严重忽视了。严复的这一汉译显然是一个失误。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严复西语翻译中国化探索是失败的。从总体上看, 这只是西方逻辑术语汉译中国化探索中必须付出的代价和交出的“学费”。

　　现在, 笔者考察其他学者对严复译名“连珠”的批评, 从中总结其经验教训。

　　章士钊在他的着作《逻辑指要》中表达了对严复译名“连珠”的批评, 并说明了理由:

　　三段论式, 严氏译作连珠, 于义无取, 吾屡论及。兹于连珠源流, 着其崖略如下:

　　连珠之作, 始自子云。……盖谓辞句连续, 互相发明, 若珠之结琲也。 (沈约注制旨连珠表)

　　所谓连珠者, 兴于汉章帝之世。班固、贾逵、傅毅三子受诏作之, 而蔡邕、张华之徒, 又为之广焉。其文体辞丽而言约, 不指说事情, 必假喻以达其旨。……欲使历历如贯珠, 易覩而可悦, 故谓之连珠也。 (傅休弈叙连珠)

　　杨兄覃思文阁, 业深综述, 碎文璅语, 肇为连珠。以下拟者间出, 杜笃贾逵之曹, 刘珍潘勖之辈, 欲穿明珠, 多贯鱼目。 (《文心雕龙》)

　　《文选》止载陆士衡五十首, 而曰演连珠, 言演旧文以广之也。大抵连珠之文, 贯穿事理, 如珠在贯, 其辞丽而言约, 其体则四六对偶而有韵。 (明吴讷文章辨体)

　　由上观之, 连珠体制可见。“辞句连续, 互相发明”, 之二语者, 牒之三段, 颇亦得其髣髴。至按其如何发明, 似傅休弈最为知言, 即所谓“不指说事情, 必假喻以达其旨”者也。夫三段何不说事情之有?倘不说事情, 小前提将无自而生。可知此体在逻辑别有所属, 纵所穿并非鱼目, 而决不能强指为三段。[13]86

　　简言之, 严复把syllogism译为连珠, 但章士钊考证了连珠的源流以后指出, 中国的连珠和三段论是不同的, 因此他主张采用日本学者的译法, 把syllogism译为三段论式。客观上讲, 严复的译法具有美学意义, 而日本学者和留学生的译法通俗易懂, 更容易被人接受。在西名汉译中国化的探索中, 章士钊注意到了中西语言和术语的差异性, 而严复忽视了这一点, 强调了二者的相似性。然而, 不论是严复还是章士钊, 都在努力开拓西方逻辑汉译中国化的道路。

　　译作三段论和译作连珠的分歧和与之相关的讨论, 在其深层次上体现了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二者的差异不仅是形式结构的差异, 而是思想文化的差异。我们知道, 基于中华文化的名学与基于西方文化的三段论逻辑的差异有三:其一是重意向、轻抽象;其二是重类推、轻推理;其三是重实事、轻虚辞。着名文学家、思想家钱穆对此有比较具体的分析。在研究《庄子·天下篇》辩者21事“狗非犬”这一条时, 钱穆发现, 三段论推理在这里失效了。按照《尔雅·释畜》的解释:“犬未成豪曰狗。”钱穆发现, 从西方逻辑学的角度看, 狗指示没有长毛的犬, 显然属于犬的一类。从中国名学的角度看, “犬”这个意象再加上“未成豪”这个意象才是狗。所以, 在钱穆看来, 之所以中国的连珠和西方的三段论不同, 是因为西方逻辑学重视的是概念之间的外延关系, 而中国古代名学更重视具体的“意象”, 用钱穆的话说:“辩者正名, 一以意象为主。今曰犬, 吾心中仅有一犬之意象, 固也。若不曰犬而特指曰狗, 则不徒为犬, 而又为犬之未成豪者。此在言者之意, 于‘犬’象之外, 又增一‘未成豪’之象也。”[18]124

　　钱穆接着论述道:“‘狗之一名, 内函未成豪’一义, 为‘犬’名所无, 固不可以‘犬’名推。我国古代名家重意象, 重主观, 故论名重内函, 而斥推证, 此与西方逻辑取迳不同, 为用亦各有通窋, 各有根据, 各成系统。后人不辨, 一切以西方连珠之律令绳之, 讥中国古名家为诡辩, 诋之为不通, 是轻诬古人也。公孙龙子有白马论, 云:‘白马非马’, 亦此意。”[18]126

　　钱穆的意思是说, 西方三段论思维方式的特点是它着眼于概念的外延, 从外延上确定类的属种关系;而中国名家重视概念的内涵, 拒斥基于这种属种关系的推导, 中国名学与西方逻辑“取迳不同”、“各有根据, 各成系统”, 所以, 这种来源不同、理论依据不同的名学不同于西方逻辑学, 不能用西方逻辑的规则作为准则来讥笑中国名家, 说“狗非犬”、“白马非马”是诡辩。实际上, 钱穆反对从西方逻辑视角来看待中国名学, 主张从中国文化出发去评论名家和名学。5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 从钱穆的观点出发, 可以推测他的论述实际上隐含着这样的思想, 即基于不同文化的三段论和连珠表面上类似, 实际上存在极大的差异。在笔者看来, 连珠是一种“文章推理”, 它是一种日常语言中实际使用的推理, 与西方逻辑的三段论有明显的区别。若把连珠看作中国文化中产生的逻辑推理, 那它与西方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三段论有很大的不同。产生于不同文化背景是造成二者差异的根本原因。 …… 此处隐藏：1273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