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学术语从明末到民国初年的演变过程(2)

　　总之, “逻辑”译名优于其他译名之处是:首先, 它比其他译名更具有协调性。在一个术语体系中, 把logic译作“逻辑”, 再把logical implication译作“逻辑蕴涵”, 把logical inference译作“逻辑推论”就顺理成章了。反之, 若把logic译作“名学”, 再把logical implication译作“名学蕴涵”, 把logical inference译作“名学推论”就不适当了。其次, 把logic译作“逻辑”, 它比其他译名更具中立性, 不会有歧义, 容许作较宽泛的解释。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于logic一词译名的讨论给了我们一些重要启示:

　　第一, Logic汉译的大讨论有助于我们重视中国逻辑与西方逻辑的差异性, 从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出发, 客观而全面地研究中国逻辑与其他逻辑传统相比的优缺点, 取其精华, 弃其糟粕,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在西方逻辑术语东渐的中国化探索中做出自己的贡献。逻辑东渐初期, 译着者首先必须寻找中国逻辑与西方逻辑的相似性, 否则两个不同语言文化体系是无法交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 全盘西化和据西释中的方法就会越来越显示其局限性。逻辑作为一门西方传来的科学, 植根于西方的文化土壤, 其内部理论和术语框架将必然无法由传统的汉语语词完美表述, 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近代中国逻辑的发现得益于西方逻辑的传入, 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要以西方的逻辑框架来生套中国逻辑, 正如刘培育所说, 中国人对于中国逻辑与西方逻辑的比较研究经历了着眼于“同”到着眼于“异”的过程。1现阶段我们只有重视中国逻辑与西方逻辑的差异性, 才有可能实现西方逻辑思想和术语体系的中国化、本土化。

　　第二, 这一大讨论的深入, 有助于克服“中国逻辑”名称的困难, 进而为建立融合古今中西的中国逻辑学奠定基础。20世纪30年代, 金岳霖先生对中国逻辑的研究提出了如下问题:“中国逻辑”的名称能否成立?如能成立, 其意义是什么?研究中国逻辑应当秉承怎样的思路和方法?这些都是关乎中国逻辑研究的具有根本性的先决问题, 同时也涉及了逻辑学研究中一些基本问题。这就是中国逻辑的名称困难问题。依照金先生的分析, 逻辑学也应当与物理学类似, 他主张分清“中国逻辑学”与“在中国的逻辑学”, 在他看来, 如同没有英国物理学一样, 严格地说没有“中国逻辑学”, 只有“在中国的逻辑学”, 即“在中国的欧洲传统演绎逻辑学”。为克服上述困难, 崔清田等中国逻辑史研究学者主张将名学和辨学合并为“名辩学”以指称中国逻辑学, 从而有助于化解采用中国逻辑、英国逻辑等名称面临的困难, 也可以凸显不同逻辑传统和逻辑系统的差异性。进而在此基础上建构古今中西相互融通的逻辑和逻辑术语体系。解决逻辑名称困难的问题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 逻辑学前辈的上述前瞻性观点对于如何以中国的话语体系来阐释中国逻辑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第三, Logic汉译的大讨论促使我们重新审视逻辑的观念, 逻辑的不同层次、不同传统和不同分支, 进而探讨我们所说的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有什么联系和区别。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 逻辑既有一般意义上的逻辑, 即崔清田所说的“逻辑一般”, 同时又有特殊意义上的逻辑, 如因明、名辩学, 为什么我们常常把印度逻辑称之为因明, 就不能常常把中国逻辑称之为名辩学呢?逻辑不仅有三大传统, 而且有古代逻辑、近代逻辑、现代逻辑, 不仅有演绎逻辑、而且有归纳逻辑等分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与通常所说的逻辑都是关于推理和论证的科学, 不同之处在于, 前者是必然推出的, 后者既有必然推出的, 又有非必然的推理。历史上由于没有澄清逻辑的观念, 分清逻辑的不同层次, 导致了许多无谓的争论;一旦澄清了逻辑的观念和其他问题, 这些争论就自然会消解。

　　二、从“引推”、“推演”到“归纳”、“演绎”

　　在逻辑术语翻译历史上, 归纳和演绎的译名大多数情况下是成对出现的, 少有例外。所以, 笔者将这一对术语演变合并阐述。

　　在李之藻等译的《名理探》 (1631—1639) 中, 把英文deduction译为“推演”[2]132。这是我们发现的deduction的较早译词。在南怀仁的《穷理学》 (1683) 中, 他把西文的induction译为“引推”[13]1113。这应该是induction的最早译词。清末传教士艾约瑟在《辨学启蒙》 (1886) 中, 把induction译作“即物察理之辩法”或“凭事察理”[4]5;把deduction译作“凭理度物之分辨”或“连类推测”[4]6 (3) 。可见当时对译名的选定还不确定。

　　实际上, 当时出版的西汉词典中, 归纳等逻辑术语译名差别很大, 缺乏规范, 没有统一的译名。例如, 在罗存德《英华辞典》中, 把syllogism译作“定夺”。在《西语译汉入门》中, 把syllogism译作“辨法”、“三角论”。在《英华粹林韵府》中, 把syllogism译作“辩驳词”和“推论之辞”。

　　以译名规范方面, 严复的译法很有代表性。1898年, 严复在《国闻报》上连续发文, 对归纳和演绎做了通俗的阐述:“而于格物穷理之用, 其涂术不过二端。一曰内导, 一曰外导。……如化学、力学, 如天、地、人, 动植物学多内导。至于名、数诸学, 则多外导。学至外导, 则可据已然已知推未知者, 此民智最深时也。”[14]92在这里, 严复把induction和deduction分别译作“外导”、“内导”。这应该是严复外籀、内籀译名的通俗版。3年后, 在讨论科学术语时, 严复提到了“内籀”、“外籀”, 并着重强调了内籀的重要。严复采用这种古雅的译名, 主要基于文化上的考量, 这是他关于逻辑术语译名中国化的一个尝试。他认为, 西学“实则精理微言, 用汉以前字法、句法, 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之言, 则求达难。”[14]1322因此, 严复主张取先秦古籍之词来创译西学术语, 以“求其尔雅”[14]1332。这一思想动机, 在《天演论》的自序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及观西人名学, 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 有内籀之术焉, 有外籀之术焉。内籀云者, 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 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外籀者云, 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乃推卷起曰:有是哉, 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 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 内籀也。其言若诏之矣。二者皆即物穷理之最要涂术也。[14]1320 …… 此处隐藏：1218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