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大租借交涉中李鸿章张荫桓的受贿问题(4)

乎不会将两位约在一起同时“密谈”（此前为借款问题则是分别约见的）。巴甫洛夫和璞科第与李、张分别“密谈”的可能性同样不大。李鸿章午间奉到交片后于申正（傍晚4点钟）抵达颐和园70，午后这段时间里他与张各自活动，俄国人如何能随机安排与二人分头“密谈”呢？况且，在白天与李、张商谈如此机密的事宜，怎能避人耳目？这与此前为借款事在夜间秘密约见李、张的情况也形成鲜明的对照。另一方面，从李、张面临的处境分析，谈判已到关键时刻，他们又怎会与俄国官员悄悄进行私人性会晤？这些情况在情理上很难讲通。

24日巴甫洛夫给彼得堡的密电称“允许的报酬起了应有的作用”，急切地提出，“希望在3月15日（公历3月27日）签订条约以后即迅速支付所允款项。”71由于23日清廷已决定派李、张画押，按期签约已不成问题了。这种情况下，在巴甫洛夫看来，兑现承诺、按时付款似乎是更重要的事情。3月28日，即条约签订的次日，璞科第致电维特，称他已“付给李鸿章五十万两（按北京习惯所用市平银重量---原注），计值四十八万六千五百万两（按银行所用公砝两重量折算---原注）。”72据说，“李鸿章甚为满意”，并请向维特“深致谢意”。这一绘声绘色的情景在中文资料中得不到任何印证，像李鸿章这样一位长期主持清廷外交决策且爵位显赫的大臣，是否会因贪恋钱财以致沦落到如此境地，实在值得怀疑。

在28日的密电中，璞科第称“没有机会将款交给张荫桓，因为他非常小心”。4月8日，他又致电维特说：“我和张荫桓机密谈判关于付他五十万两之事，他对目下收款一事非常害怕，据说对于他的受贿已有无数控告，他宁愿等到闲话平息以后。我告他所允付他款项无论如何是归他支配的。”这里所说张荫桓受到控告可能是指英德续借款而言，当时北京官场中传言张从中吞占了巨额回扣，但是直到6月份言官才纷纷上疏纠弹，此时仍只是私下传言而已，璞科第对这些情况

已有了解，可见消息之灵通。同样，这份电文也未说清楚与张荫桓“机密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从情理推断，时间应在发密电当天或前不久。从张氏日记看，4月5日巴甫洛夫到文华殿觐见光绪皇帝，呈递国电，与张或有会面，尚不至于有密谈之机会；4月6日下午张出城，7日、8日两天均在颐和园，8日晚回城73，亦无与璞科第或巴甫洛夫会面的记载。查张荫桓戊戌年日记，曾有两次提及璞科第，但时间均在4月以后。5月29日记记：“余至署，适璞科第来见，与合肥同晤。”746月1日又记：“六点钟璞科第来言，赴旅顺，恐山西铁路为卢沙第（S.Luzzatti，也作罗沙底，意大利商人）所挤，絮咋而去。”75这两次见面，一次在总署，一次是在张氏府第，可能与商议华俄道胜银行向山西地方当局借款修建柳（林堡）太（原）铁路签约有关76。二人能在张氏私第会晤，恐怕不能说没有机会将款交给张荫桓。但根据《红档》杂志所刊函电，直到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璞科第始终没有付款给张荫桓，这也是令人费解之处。

俄国人对李、张从来都不是等量齐观的，在谋求借款的收买活动中，分别以50万两和25万两的差额价码收买二人，即是最好的说明。然而，1898年3月21日却出现了承诺给予李、张同等的50万两巨款的情况。如果说这是因为俄国方面突然感到张荫桓即将发挥重要作用而临时改变了以往对他的态度，也不是没有理由。可是，从《红档》载函电看出，俄国人通过向李鸿章百分之百兑现“承诺”体现出的“信义”，并没有完全落实在张荫桓身上。如此说来，俄国人声称他们履行了对李鸿章的“信义”本身就值得怀疑。

总之，《红档》所刊借款函电和租借旅大函电反映的情况有明显不同。尽管关于借款的6件函电中个别说法与实情有所出入，但基本情节（如时间、地点）均很具体，且与有关中文资料相吻合；关于旅大问题的15件电文中反映的情况则很模糊，诸如与李、张“作机密语”的具体时间、地点均不明确。这种“虚”

表达恐怕不是语言翻译的问题。如果考虑到这些最关键的情节并未得到中文资料的任何印证，那么，这些事情是否真的发生过，也不是不可以怀疑的。

四、结语

由于原始材料的缺乏，要想廓清事实，彻底解决歧异，可能仍有相当的困难。但是，通过对现有材料的爬梳比证，可以认为，以往仅凭俄国单方面的材料作出李、张“受贿”的定论是不适当的，俄国档案反映的情况存在诸多疑点。也有学者推断，有可能是俄国驻华官员私吞了这笔款项。77考虑到当时璞科第与巴甫洛夫致彼得堡方面的函电中存在许多疑点，这种推断也有其道理所在，但最终结论恐怕仍然需要切实的证据。

事实上，在收买中国官员的过程中，彼得堡的维特关心的是最终效果，对具体实施过程则鞭长莫及；由于得到授权，璞科第与巴甫洛夫二人拥有“就地共同商量必需的款项”的权力，具体运作完全取决于他们二人。璞、巴各自从北京向国内汇报情况，将收买活动的每一次进展分别致电财政部和外交部。这种做法表明，支付巨额贿款是得到批准的，并且两人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监督，至少，档案中反映的情况是这样的。然而，这种互证式的监督，可能正好是驻北京官员相互勾结、监守自盗的障眼法。璞科第与巴甫洛夫所谓1898年月21日与李、张“作机密语”之事可能确系子虚乌有，只不过是他们为私吞巨款向国内编造的借口。签约次日，他们便迫不及待地将政府名下的公款转为私人款项，“交给了”李鸿章，此举是否是为了体现对李的“信义”，在研究旅大交涉问题时，有论者将李鸿章的“受贿”嫌疑与其亲俄外交并论之，这种说法值得商榷。以借款问题为例，尽管总署诸臣中李鸿章借俄款的倾向最为明显，但因此便得出他受到俄国人金钱诱惑的结论也未必恰当。事实上，甲午战争后李鸿章一直倡导和实践联俄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