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大租借交涉中李鸿章张荫桓的受贿问题(3)

不见。同时，俄国还由海参崴出动军舰，运载部分武装人员到旅顺口，以加强先期到达的俄军46。

非常明显，到3月21日的时候，事态已经发展到对中国下最后通牒的时候。俄国已协调好了与列强的关系，俄舰和武装人员（虽人数不多）已占据了旅顺口，胁迫清政府签约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这种局面下，清政府的态度早已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了；换言之，即使像俄国档案里所说的，负责对俄谈判的李鸿章、张荫桓真的被“收买”了，那么他们在“促成”旅大租借方面的作用也很难说是根本性的。维特回忆录称，居于颐和园的慈禧太后“受了英日两国外交官的影响，坚决不肯割让任何地方”，后因李、张二人“劝她让步”，“太后终于答应签署协定”47。这一说法并不准确。从中方文献看，慈禧太后当时并未召见李、张二人。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资料能够说明李、张为了实践对俄国人的“承诺”而劝说了哪些人（包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而且也没有确凿的材料说明清廷曾有过欲用武力阻止俄国人的考虑，所以，维特回忆录里所谓因使用了贿赂手段而避免武力冲突的说法完全缺乏事实依据。

另一方面，从中文资料反映的情况看，当时北京城内朝野上下群情激愤，反俄声势高涨，总理衙门的大臣们惟恐担负责任，纷纷退避。这种情势下李、张是否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受到俄人利诱而为其奔走效力，出卖民族利益，这一点确实不能贸然定论。

据翁同龢日记，3月12日晚，巴甫洛夫到总署“大闹”，“谓旅大租地开通铁路断不能改，已奉训条在此议论，限一日复，至缓两日”48。次日军机召见后，翁访晤李鸿章，“传旨令李、张二公赴俄使馆与巴使语”。不料，“已而仪公（李鸿章，号仪叟）信来，云樵野颊肿不能出门，彼一人不能独往”49。是日

张日记云：“合肥约午初来晤，谓常熟顷过访，述口敕奉派与余商论俄事。余以须候竹筼（许景澄）来电，刻难与俄参赞晤商，且枢中迄无办法，从何说起。合肥出示说帖，谓曾示常熟，不肯担当，须明早在大公所晤恭邸。余以寒疾不能往为辞。合肥不强，遂索纸墨，贻常熟一笺。”50这些记述十分生动说明朝臣们相互推诿的内情，特别是张荫桓以寒疾为理由推托回避，表现得很消极。15日，许景澄电告，“旅大事与外部言难挽回”，光绪盛怒，“切责诸臣一事不办”51，然众议仍无良策。领班军机大臣恭王奕訢因病请假，军机大臣们最终仍将李、张推到了前台。

据张荫桓日记，3月20日，总办送来军机处交片，张与李鸿章“奉派与俄使面议，王大臣仍会商妥办”。这是光绪在群臣一连几天的沉默后作出的决定，意味着谈判的直接责任落在了李、张二人身上。张氏记云：“一点钟巴（巴甫洛夫）来，常熟、受之（崇礼）、筠丈（许应騤，号筠庵）与余出晤，傅相（李鸿章）亦到。巴出条款一折，常熟阅竟即离座。仲山（廖寿恒）来，余嘱以详阅。仲山阅过，亦行。傅相与之辩论。余饥甚，回西堂午食。复出晤，皆无切要语。巴索再会期，订以初二日三点钟，巴遂去。其时，常熟、仲山、筠丈早行矣。”52这段有关诸大臣纷纷趋避的记载，不免有张荫桓宣泄情绪的一面，而大致也是当时实情。

21日，光绪帝驻跸颐和园，早晨张氏即得到消息，次日一早将与李鸿章一起被召见，所以必须在天黑前由城里赶到颐和园，以便22日早晨预备召见。张在“午后诣问恭邸病，并告以即日赴园”53。是晚，李、张及廖寿恒在翁氏住处略谈，据翁记，“（李、张）两公皆无策，互相驳诘，空言而已”54。事已至此，李、张二人仍然互相指责，可见成见之深。

22日晨，光绪帝同时召见李鸿章、张荫桓。召见前，张荫桓对于被安排办理旅大交涉事宜颇有怒言，称“以奉派俄事，毁我二人而已”。这里可能主要是针对翁同龢而言的。李则以“同归于尽，岂毁二人之足”答之。有关对召见时的情形，张荫桓记云：

上谕合肥：俄事如此，尔去年密约如何立的？合肥奏言：现事不决裂，密约仍有。随请旨作何办法。上谕：尔们打算怎样？合肥奏言：皇上曾商太后否？上谕：尔们都无办法，如何能商量太后？合肥伏喘无言。上谕：荫桓有办法么？当奏言：容通筹妥当，请旨遵行。上询：要请旨么？徐奏言：商量后奏明办理。上词色略霁，垂询合肥：尔正月患喉症么？合肥奏言：已愈。旋询荫桓：闻尔这几日亦有病。当碰头奏言：亦患寒症在喉，数日始解。上颔之，徐徐谕：总理衙门事，责成尔两人。合肥奏言：无日不到署。荫桓奏言：竭心力以图报，近事棘手，亦在圣明鉴中。上颔之，令出，合肥不能起，掖之。上谕：站定乃行，勿急遽出。至军机直庐，庆邸坐候，合肥与谈俄事。未几，枢辅进见后回论一遍。余以俄情不测，拒之即生变，此人人意之，允之，而俄交能否永固，实不可必。且各国能无违言亦不可必，以故委决不下。庆邸、仲山韪余言，合肥置不答。55

从张荫桓日记中可以看到，光绪帝对李鸿章联俄政策的失败进行了批评，对中俄交涉中总署的艰难处境，以及大臣们借口推托的情况也有所了解，所以明确表示将“总理衙门事”责成李、张两人负责，希望他们承担起责任。是日翁日记云：“庆邸来谈，稍闻昨日入见语，然实无措置，今日李、张起，上亦不能断也。见起三刻 衡量时局，诸臣皆挥涕，是何气象，负罪深矣。退时庆、李、张邀谈，大约除允行外别无法，至英、日、法同时将起，更无法矣。”56翁日记所说庆王“入见语”当指慈禧召见时的谈话，详情如何，已不可考。不过，从张、翁的日记里都可看出，这一天君臣均认为别无办法，只得允行，剩下所要讨论的

便是一些具体问题了。

23日，光绪帝单独召见张荫桓，张将“俄事委决不下之故奏陈，上颔之，谕以好好办去”57。这次召见已定由张和李鸿章一起与俄使画押，张则极力主张由李鸿章一人为专使办理俄事，但未获同意58。事后张荫桓按照事先约定，又至总署，“接晤俄使巴百诺福，商论条款甚吃力”59。对此，翁日记亦云：“申初，巴布罗福偕博柏福来，庆邸、李、张、许、廖、崇及余晤之。先辨旅顺，不许；继辨铁路，不许；惟删附近地方四字，加不得有督抚名目一句，偿还船坞、兵房等费。至金州，坚持不得入租界，伊允电商，余概不允，直至戌初始罢。”60面对俄国人的蛮横，总署大臣们无可奈何。

次日，光绪帝又召见李鸿章，“不过嘱其慎重，并无谯诃”61，显示出对臣僚处境理解与体谅。是日张日记云：“午后至署，与俄使论条约，灯后始散。常熟在座，旅大船墺、局房合肥欲索价，常熟和之，余与仲山不谓然。不得已并作租价，再定铁轨支路一层。俄若无定向，极费唇舌。”62这些记述表明，在有关细节问题上李、张等人仍有分歧。27日，李鸿章、张荫桓代表清政府与巴甫洛夫签订了租借旅大的协议。

以上为旅大租借协定签订前夕清廷决策过程的大致。当时，在俄国人的恫吓和威逼下，大臣们都感到局势难以挽回，生怕被陷在这桩只能带来骂名的交涉中，纷纷借故逃避，李鸿章、张荫桓也不例外。作为当事人，张荫桓的日记自然会有替自己开脱和辩护的地方，夸大和片面的地方在所难免，不过将其与翁同龢日记等比较分析，大部分情况还是客观可信的。从根本上说，旅大订约是俄国武力强占和外交讹诈的结果。然而，3月24日巴甫洛夫给彼得堡的密电却称“允许的报酬起了应有的作用”，说“李鸿章和张荫桓显然已使其他大臣及亲王等对此发

生兴趣”，63这里将旅大租借协议的签订完全归结于李、张的极力促成，这恐怕与事实有相当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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