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的限度--论李锐兼及对新自由主义文学的批评(2)

910，可谓一语破的。“招魂”说“为一个家族招魂”

者，即招李锐自贡旧家（盐商）、前精英豪强之魂。

招魂的方法在于重构士绅形象。左翼文学中士绅多道德堕落思想反动，李锐笔下巨家大族的士绅与实业家则无论财富地位还是道德文章，皆堪称典范君子，国家栋梁。他们物质上贡献巨大，据说，李家“开拓并建立”银城，开凿了人类第一口“冲击式顿钻凿井法”千米超深井。在文化传承上，他们维系了古老中华文明，古槐双坊、松山别墅是其“诗书传家、礼仪继世的家风”及累世功名的见证。他们还虔诚于儒家的仁义信念，扶危济贫。光绪十九年银城大旱，“敦睦堂刘三公出八万两白银赈救灾民”，“一时传为佳话”，“被皇上降旨加封”，事后“敲锣打鼓、结彩抬匾赶来庆祝和致谢的民众”“挤满了街道”。他们还办书院，创新学，“解囊相助，帮不相干的贫家子弟入庠就读”。李家收留的乞儿秋儿“院试，乡试，会试，殿试，连连中榜，到最后竟高中进士”，“感恩不尽”；刘家收留的宝儿深感“主人的恩情”发奋读书，考取东京陆军士官学校。这种谦礼慈爱使银城社会和谐融合，下人忠心事主，平民各守其分，呈现出王道乐土的景象。显然，通过才、德、行皆称完美的新士绅形象，李锐意欲还原、复活被“五四”与革命“解体”了的“中国文化知识体

oz0。系”

由此，长期被革命尤其是民间伦理视为“为富不仁”的精英豪强代替革命成了李锐恭迎的理想新神，被凸显为堪为当下处于“双向的煎熬”的中国提供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卡里斯玛形象。遗憾的是，由于精英豪强作为权力压迫集团与利益集团固有的社会属性，其新聚之“魂”与现代的相对正义尺度扞格不入，这种意识形态诉求难以取得广泛认同。

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认识社会阶层的主要标准不在于道德之善恶，而在于其结构性功能，在于它是否能促进社会各利益群体接近共同幸福。在中国，由于缺乏具备对话与妥协功能的民主制度，绝对财富与绝对权力一样对社会和谐与民众生存构成威胁，过度强势的近代士绅大族对民众利益形成了结构性侵犯，也必然在适当时候承担相应惩罚。李锐用本不重要亦未必真实的完美道德形象掩盖了精英豪强对民众的结构性掠夺，也使其应该承担的惩罚变得无所来由，仿佛是野心家与非理性暴民媾和的结果。这种描写与民众生存利益是相对立的。二、

当代文坛2006年第l期

二

大凡意识形态写作都追求破与立的辩证叙述，李锐小说概莫能外。指斥革命为鬼是破，革命灭后又何者当立呢？李锐由小到大地构造了一个与革命迥异的和谐共欢的美好人性世界，在《旧址》中它限于九思堂李家内，在《银城故事》中它则由敦睦堂刘家扩展到整个银城社会。这一人性社会“立”起的根据同样源于尊重个体生命自由与尊严的绝对标准。一个读者，倘若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只能源于李锐小说，他无疑会为一个自由美好新世界的降临而鼓与呼，但他若对中国历史稍有一些清醒经验的话，就会发现李锐不过是借普遍自由之名再次与读者做了一次游戏：李锐的美好世界实只是基于精英豪强利益与愿望的美好世界。李锐这一方面的遮饰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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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研究

李锐对民众的描写过度意识形态化。《旧址》中忠心事主的冬哥，是旧戏曲中常见的义仆形象，而义仆反映的是精英豪强对下等阶级的意识形态幻想：天日昭昭，贵贱有分，安分守己是最大美德；仆人要尽仆人之职（职业伦理），穷人要守穷人之分。《银城故事》中牛屎客旺财明确地阐释了李锐的穷人本分观。旺财不瞎想不妄想，“做牛屎客就要遵守做牛屎客的规矩”。对民众忠诚温驯品性的热心推崇，暴露了李锐与精英豪强在价值与利益方面的高度一致。“一般说来，掌握最大资本———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的势力，总是更愿意依照自己的逻辑来

12，李锐苦心虚构的银城社会，实以精英豪强活动”O

的利益、幸福与尊崇为原则。李锐没想到的是，时代在迅速变化，民众追求的已非精英豪强的恩赐，而是独立的人格与平等的政治权利。

李锐的造鬼与招魂最终走向了赤裸裸的意识形态诉求。如果说《厚土》时期的李锐尚立足于严格

他则的知识分子批判立场的话，那么90年代以来，

在超越的面目下迅速转移到破落贵族立场之上。他的小说，表面上“一直证明着剥夺、压迫的残忍，一直证明着被苦难所煎熬着的生命的可贵，一直在证明着人所带给自己的种种桎梏的可悲，一直在证明

2O，但其叙述中实际着生命本该享有的幸福和自由”

使用的造鬼与招魂策略，恰又构成了对革命原生情境与民众真实声音的扭曲与压制。这种非民众立场令人失望，在未来通向自由与权利的道路上，我们不可能对李锐这样的以精英豪强价值与利益为归宿的“知识分子”抱以希望。

《干校六记》、《牛棚杂记》、《思痛录》、《夹边沟纪

事》、《狱里狱外》、《无梦楼随笔》、《六月雪》、《原上

、《露草》等大量回忆性散文和《禅机》、《中国l957》

沙的路》、《丑行与浪漫》等小说。与李锐小说类似，这些作品带有强烈的精英阶层创伤记忆，对革命的另面真相的揭示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它们为历史留下了一份份沉甸甸的档案。必须承认，革命通过削减、剥夺新旧精英豪强集团（旧乡绅、党的高级干部与高级知识分子等）的经济实力与政治权力的方式来避免他们对民众基本自由与尊严的损害，实际上是损害一个群体的自由来保证另一群体的自由。这种权宜之策虽有现实的合理性，但毕竟不能算作理想的方式。新自由主义文学的批判与反思是值得肯定的。但面对复杂沉重的历史，其中部分作品也在不同程度上遭遇了造鬼与招魂的意识形态障碍。对此我们略作两点分析，以资当前文学创作的良性发展。

一、创伤记忆是新自由主义文学的优势所在，但它亦普遍面临超越的限度。太强烈的一己之经验记忆与情感好恶，容易使个人对历史与革命的观察失去相对冷静与理性的立场。新自由主义对于革命的认识与评价已逐渐沦为新的意识形态理解模式。他们始终只能也只愿从权术与屠杀去理解革命，而不愿承认革命作为民众求生存，争自由，以卑微生命与精英豪强集团博弈的手段的更为普遍的真相。这些基本的事实不应该被遗忘。有研究者感慨地说，其实“‘激进主义’的许多启蒙思想家较多地道出了现代中国生存的诸多事实，也更加明确、更加坚定地建构着现代人的‘自由’与‘尊严’，在传达中国人的实际体验与捍卫人的‘自由’这一‘基本平台’上，我们常常只看到了那些所谓的‘激进主义’的孤独的身

52，而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派别倒常常是缺席影”O

的。但当前新自由主义文学出于世俗立场，不但对此类真相高度“健忘”，而且还利用优势的话语权力资源对叙述实行控制。凡知识分子必定受难，凡革命必为施暴，不符合这一意识形态幻象的写作就要受到“围剿”，“在这一种文字的独断之下，谁要提到当时无谓的折腾之外还有真实的社会矛盾”，“就是为罪恶的历史辩护”，“公共舆论已经准备好了太多的理论、逻辑、修辞来伏击这种异端”，“任何人都得用公共化文字来修剪记忆，让不顺嘴的某些个人故

62O

。这种新意识形态事彻底湮灭，以求得思想安全”

控制使新自由主义文学虽有泄愤之用，却无理性分析革命与历史之价值。62

三

李锐的创作障碍在当前的新自由主义文学中是普遍的。A.德里克认为，当代中国正面临“后革命时代的危机”，知识界从肯定革命的一端跳到了否

32。定革命的一端，批判激进主义已成一种社会思 …… 此处隐藏：3249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