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的限度--论李锐兼及对新自由主义文学的批评

创作研究

———论李锐兼及对新自由主义文学的批评

张 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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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土》时期，李锐以“缓解手法”刻画吕梁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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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自然和人之间相互的剥夺和赠予”的境况，深得称誉。但近年来，评论界与李锐之间却日益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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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分歧不在于李锐日见掩饰互相失望的情绪。

精辟与“异端”的言说及文论，而在于对其l992-2002年间四部长篇小说（《旧址》、《无风之树》、《万里无云》、《银城故事》）的阐释与评价。对这四部小说尤其《无风之树》李锐自评甚高，他认为，这些小说已表达出中国文化“天长地久的对于生命的悲

＠，且逾过沈从文、赵树理等对民间语言的有限情”

运用而创造了口语倾诉式主体叙述＠。评论界的反应则是另外一番面目，“没有一个评论家谈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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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歧见本也正常，无格外置喙之必种努力”

要，因为许多杰出作品都不同程度有过冷遇经历。但本文拟就此专作分析，不仅由于《旧址》、《银城故事》诸小说与“杰出”尚有较大距离，亦因于它们折射出了当前新自由主义文学的普遍创作障碍。我以为，中国文化确实存在深永彻骨的“天长地久的对于生命的悲情”，但李锐小说未能抵达这一超越境界，尽管他就此反复自诩；十年来，李锐实际上是在

＠，实借超越之名而行意识形态之实，名曰“大悲悯”

则造鬼而兼招魂。与李锐相似，新自由主义文学出于对旧、新精英豪强集团的情感认同与文化迷恋，不自觉栽进与民众利益相悖的派性标准，沦为鲁迅先生曾批评过的以计较个人与阶层利害为根本动力的控诉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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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的“超越”旨在勘察表达“最有理性的人类所制造出来的最无理性的历史，给人自己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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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未能如愿的原因在于不自觉永无解脱的困境”

的意识形态诉求。这又主要体现在他以造鬼方法构陷红色革命（对辛亥革命则网开一面）。造鬼说法取自刘再复、林岗的论述，他们认为，中国文学“缺乏一种对人性具有深刻见解的思想”，极易一讴歌英雄便拔高为“绝对否定人的缺陷”的造神文学，一谴责坏人就下滑为“把人的缺陷视为人的绝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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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的革命批判，正沾染着这种造鬼文造鬼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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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浅陋”的溢恶之弊。

上述判断可能会被李锐断定为对他“不理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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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懂得”，以他看来，自己对革命的理性批判乃出于普遍之标准，决非源于私意的溢恶。这种标准绝对尊重个体的生命权利，对任何剥夺、践踏人之自由与尊严的理论与实践都绝不饶恕。藉此绝对正义，《旧址》才尖锐揭露革命的血腥暴力，《无风之树》、《万里无云》才戏仿革命真理并还原其谎言本质。他绝不怀疑自己小说的真实性基础。如果这一概括是准确的话，我愿意对李锐的思路表示一定的认同。的确，像李氏家族在革命中的家破人亡，像拐老五、暖玉等农民将阶级、主义之类革命言词视为“畜生”之为的想法，在现实中是不难找到其人其事的。即使对革命有着变态迷狂的苦根、张仲银（张到80年代还莫名其妙地满脑袋毛主席语录），在唯利是瞻的农村也不能说一定不存在。李锐所描写的这些内容，无疑深刻地揭示了革命制度中人的非自由境况，让我们看到了革命杀人、整人、凌辱人与意识形态谎言等方面的疯狂“真相”，这是值得赞誉的。但抛开“自由”等抽象概念，返回中国现实，李锐和我们却不得不面临一个被忽略的问题：难道仅仅因为杀过人、整过人或未发明亘古不变之真理，革命就是“通

当代文坛2006年第l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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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奴役之路”（哈耶克语）？

李锐的这一绝对正义标准面对具体历史时，其实很缺乏基本的有效性与建设性。历史上多数变革都有过大量的残忍屠戮。中国人为反抗暴政、为国家统一杀过人，美国人为废除奴隶制杀过人，更不要说诸多以真理自居的文化皆是非科学的意识形态，基督教如此，儒学也如此。革命真理作为旨在政治文化认同的意识形态想象，不是真理实乃常识，其乌托邦许诺如基督教天国一样不能兑现并不奇怪。当然，指陈这些并非鼓吹杀人或谎言，而是说我们面临复杂的历史，不宜用个体自由的绝对标准空泛地去质问。该标准必然导致虚无主义，致使历史被全盘勾销成为一团漆黑。《旧址》中即作此类论说：“一部人类的历史，几乎可以看成是一部屠杀的历史。”此说未出梁启超所谓二十四史乃一部相斫史的言论自不必说，它还看似深刻实则解释乏力，更无助于实际的社会进步。试问，将历史视为杀而又杀，岂不同于将人生视为死死生生吃吃睡睡？但是，人生岂可如此简约？在死生吃睡之间，我们有过多少对于人间温爱的感动，对于梦想与成功的执著，这些生命脉动怎可一笔勾销？历史更不能简约。在杀人与杀人之间，民众又曾迎来多少切实的解放与进步，如奴隶制的废除，妇女的解放，生存的保障，教育的改善等等。人生由一点一点体验构成，历史在一步一步前进中形成，简约人生即否定个体丰富的生命感受，简约历史即否定历史的具体性与实践性。

源出于绝对标准的“超越”写作虽无思想之力量，但小说家若执意为之，其实也无可厚非，最多为一厌世家而已。但李锐真的始终坚持了这一标准吗？没有。否则，《旧址》怎么会在诅咒革命杀人的同时，又誉赞残刻好杀的曾国藩为“古今完人”，更津津乐道银城李家（以李锐家族为原型）资助清军屠杀石达开部而得封赏之事？当然，李锐会说曾国藩中流砥柱挽救了儒家文化。那么，是不是凭着“文化”曾就有了杀人的正当，李锐就获得了对屠杀视而不见的理由，而所谓尊重个体生命权利的绝对标准又何在呢？可见，李锐不是真正尊重每个被杀的生命，而只是痛惜被革命“消灭”的生命，他不能容忍的不是杀人而是革命之杀人。这是活生生的派性标准。李锐具体立于什么派性呢？《旧址》、《银城故事》里强烈的主观情感的倾注，使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李锐与被革命消灭了的“古老的绅士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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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致立场。因此立场，他才全力攻讦以底阶级”

层农民起义为底色的革命，而对与民众势不两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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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精英士绅大唱挽歌。这就是借普遍之名而行意识

形态之实，派性成为他超越的限度。

那么，怎样方为超越呢？所谓超越并非鄙弃现实一跃而至抽象的高空，空发玄言浩叹。它首先要相对真实地表达历史与人性，尽可能呈现革命的具体情境，揭示其正当与否的伦理根据；其次要尽量寻求评断革命的非世俗方式，即不“站在世俗道德或

310上现实利益的立场上”而“站在普遍责任的立场”

对革命给予适当解释，进而呈现其内蕴的震撼人心的悲剧性。

在前一层次，李锐以遮蔽革命具体情境的手段褫剥了其伦理正当。在现代中国，革命情境是自由必须为面包让路的两难困局。面包问题系因“资源和人口比例严重不匹配的矛盾”导致的民众生存危41，理论上可以通过民主法治解决之，但由于中国机0

民众缺乏与精英进行博弈的权力资本，不能合法参与立法、行政与司法以保障自身权益，此路不通。对此危局改良派认为务本之举在于以渐进方式创自由民主制度逐步解决，革命则坚持惟借暴力解决，经济获相对平等之后，自由制度方可真正施行。两种主张互有短长，但面包的紧缺未给改良留下足够的回旋时间，处于生死线上的民众为了面包可以出让自由。生存伦理决定了可提供切实希望的革命必然胜出，而必以民众忍受无望处境甚至倒毙其中为代价的改良则不受欢迎。此即阿伦特在《论革命》中说的大众贫困问题排挤掉了创造自由行 …… 此处隐藏：2819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