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受之现代设计史—组织和流派(4)

这个重获根源的权利意味着历史应该被设定为“意义的纯粹历史”，意味着通过时间的意义传统或意义的表达，但决不是背叛。鉴于“原则的原则”，现象学设定人的历史一部分一部分地成为合理的，语言和暴力是可以减少的，即便是以无数中介的代价，一代一代和平意义遗产的传递的代价。从权利上讲，历史是统一的，而在事实上，重新完全集合意义是不可能的：这种存在与意义的同一从来没有在今天给出，而是给了无限。从权利上讲，历史现象学是一种指明绝对路程的哲学，这种哲学向着胡塞尔称作上帝、逻辑的无限中的目的。这样的历史陈述不能够适应于现代的本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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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指出，我们事先完全知道，事实与权利是永远不能重合的，否则就可能象萨特那样成为普遍真理的创造者——笛卡儿式的上帝，永远指望着明天。德里达指出在事实与权利、存在与意义之间存在着一种“原始的差异”。德里达就把这种原始的差异称作为"différance"。这个词是德里达创造的。这个词有两层意义：首先意外着差异（比如，现在与自身的差异），另外则意味着迟缓（现在只有在明天才能完全成为现在）。德里达认为正是这种différance制造了历史。历史所以存在，是因为从一开始（根源）现在就是自身的迟缓。

德里达的différance的概念，从根本上讲是向存在在场的幻觉提出于质疑，重新再造在场、对象、意识对自我、言语出现的面貌。

2.原始的迟缓

原始的迟缓的概念似乎有些怪诞，但却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如若在初源、在初次——第一次的时候没有差异，那第一次也就不是第一次，因为它后面就不会跟着第二次了。而如果第一次是唯一的一次，它在初源时就不会有第二次，那第一次就不是第一次了。这样，第二不只是象迟到者在第一次之后来到的东西，而是能够使第一成其为第一的东西。这样，第二次相对第一次则具有某种先性，在“第一次”时，它作为先于第一次的预先条件的出现，而又不是它自己。

那么，我们可以把起源设定为第一次的重复：公开冲早第一次的表象，又先于这个表象。因此，“正是非起源成为起源”（注：德里达：《书写与差异》，法文版，303页。）。从根源上看，不再有原始物由之仅仅成为原始物的“平静的同一性”。如果在最初只有简单的同一性，那从这最初起源就不会出来任何东西。

在开始，就存在着重复，就存在着再现，或因此，甚至没有再现，因为表象从来没有发生过。最初的东西已经成为一种抄件。在此就是“非原则的原则”，德里达通过它消解了胡塞尔的“原则的原则”，胡塞尔的思想是建立在永远区分原始物（直观、事物本身 ）与派生物（意识的意向）的可能性上的。另外，可以这样解释这“非原则的原则”：在开始时，是符号，而不是被看作为符号之物。这种符号学的解释实际消除了符号学把符号与参照物孤立起来的企图。这种解释可以有两种途径：意识现象学的直接的激进化：针对胡塞尔，德里达指出意识永远不是先于言语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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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不能被视为一个无声的被感知物（原始表象）的表述（再现）。另外，符号的优先性是对文字的质疑。文字附属于话语。比如，人民给一个不在场的人写信，或写一份留给自己死后再宣读的遗嘱。文字的用处是在寄信人或说话人不在场时给出意义，而在寄信人在场时，人们就会说话。因此，文字可定义为“符号的符号”：书写的符号就是口头符号的符号，而口头符号是物的符号。文字则具有补充的功能：“文字特别是一种补充，因为它标志着这样一点：补充表现为补充的补充。符号的符号，取代了一种已经有所指的话语”（注：德里达：《书写语言学》，法文版，398页。）。 在此，德里达揭示了以下两点：

1).德里达指出，西方传统是把声音置于文字之上的。由于拼音文字模式这种文字形式的影响，西方人倾向于把文字看作声音、逻各斯的记录，德里达激进地反对、批判了这种不加思考的观点，他要撼动西方形而上学的基石。

德里达认为，文字的概念超越并且包括言语。这个先于并不是先验（象胡塞尔所说），也不是超越（如传统的形而上学），德里达认为，文字在话语尚未成为图象或符号时，文字更加外在于话语，而同时，当话语在自身中已成为一种文字时，文字就更加地内在于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字是一种被构成的印迹。

被构成的印迹意味着它不是任意的（附属于主义的自由选择），它与实在中的所指没有任何自然关系。印迹则意味着差异。印迹其它印迹有差异，又与它所是的印迹以及在自身中所保留的东西有差异。正如德里达在《书写语言学》中所引用的索绪尔之言：“从本质上讲，语言学的所指全然不是有声的，它是无形的，不是由物质实体构成，而独独是由差异——把它有声图象与其他一切分开的差异构成的。”（注：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法文版，78页。）从这个意义上讲，语言是印迹的一个类，而印迹的文字是印迹的另一类，或者如德里达所说，语言是建立在文字的普遍可能性之中，也就是建立在任何把各种因素——红与绿、a与e等——对立起来的可感物质中的可能性。

2).一种印迹只是归于另外的印迹

差异是有印迹构成的，还是从印迹总是归于异于它的其它印迹的意义上讲的。差异在自己内部保留着它之印迹：任何被构成的印迹实际上都包含着一种滞留的结构，也就是说在它所是的、在一明显的现在（意指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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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的可感形态）和它指定与回忆的另一个现在政治件的符号中的关系，能指与所指被作为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思考。在印迹中，同一个与另一个是共同的，又是不同的。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德里达的哲学研究是以对文字问题的质疑为基石的，他打破了文学与哲学之间的界限，为了思考、分析传统的对文字的解释，它与哲学本质的基本关联、与西方文化乃至西方政治的关系，就既不应该封闭于哲学也不应该封闭于文学之中。德里达认为，正是由此，他所说的印迹是具有特殊性的：它尚未成为语言，也未成为话语，既不是文字，也不是符号，甚至不是人的固有属性。它既不是在场，也不是不在场，它超出了对立的或辩证的二元逻辑。

我们再回过来看一看原始的迟缓，就可以理解到印迹通常意味着对一个不在场物表现出来的符号，是这不在场物在自己通过后在曾经在场过的地方留下的符号。而如若一切在场都带着一个划定它的界限的不在场的印迹，那就应该想到一种“原始的印迹”，即对一个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过去的在场的印迹：绝对的过去。这使我们又看到了梅洛•庞蒂的“原始的过去”。

四、解构的概念

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者们其实与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有不可分开的联系，激进的结构主义发展了海德格尔思想中的摧毁性的一面，向极端发展。从这个倾向上讲，应该称德里达为“后结构主义主义者”。实际上，德里达是第一个对结构主义持有保留态度的人。然而，他从事的结构主义的工作又使结构主义继续深入发展。德里达的解构工作首先借助社会科学语言创造作品。他与二十世纪初的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的思想相通：都追求诗与哲学的“共生”，应该说这是结构主义的传统。其次，德里达的解构工作深藏海德格尔的根源：“我的工作，若没有考虑到海德格尔的问题，若没有对海德格尔称之为‘在与在者’等的差异，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注： …… 此处隐藏：2676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