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受之现代设计史—组织和流派(3)

二、从现象学起始的结构主义的激化

1.精神限制的来源：

60年代以来，许多人都喜欢谈论“哲学的终结”，不少人都认为西方理性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哲学的终结”是从海德格尔那里借用的，但在应用中却显示了不同的方向：有些人想借此说：应该从理论转向行动（比如马克思主义者及萨特的拥护者们），而其他一些人则相对与古典哲学对哲学进行浪漫主义的批判（哲学介绍的是作为某一特定群体或特定时刻的表达或表象的东西）。这样，海德格尔的味道就很少了，哲学的终结就相当于：哲学是西方种族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就是把一种事实上的形势作为合法建立起来的东西介绍出来的话语，把传统特权作为自然的至高无上的东西介绍出来的话语。理性，当它被作为“理性”（普照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的阳光）被确定时，那它就成为了不义的、残暴的要求。这种对哲学的有意识的考察与欧洲殖民统治的终结同时发生（阿尔及利亚战争在1962年结束）应该说不是巧合。

这样，哲学的批判把一种被扩展的理性主义的图表放在人们面前。人们怀着一种解除殖民统治的意愿在说：“哲学是一种意识形态”。比如，哲学等于西方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等于统治阶级的话语，弗洛伊德注意等于性象征，反弗洛伊德注意等于男子支配的意识形态。这个图表总是设定理性面前有一种前途的。所以，德里达说：“我们只不过认为绝对的知是一种关闭，不然就是历史的终结 对于正在开始的东西来说，在绝对的知之外，还要求一些没有声音的思想，这些思想通过对过去的旧符号

的记忆认识自身”（注：德国达：《声音与现象》，法文版，115页。）。

但是，尽管人民可能把各种变化引人哲学，理性还是绝对的，因为它知道它有这个权利。理性的秩序也是绝对的，因为“人们只有在反对它的时候才能召唤它，也只能在它之中反对它，在它固有的领地上，它只能让我们求助于计谋和策略。由于只能在理性繁殖时在理性的内部活动，革命——反对理性的革命因而总是一种人们按内务部长的语言叫做动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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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的有限制的厂延”（注：德里达：《书写与差异》，法文版，59页。）。

这样的两难就形成了德里达的出发点：说为的是什么都不说（或者，人们赞成无视于他们赞成的理性，或者人们通过很有情理的过程批判理性）。

但还有第三个可能性，那就是诡计(ruse)：计谋与策略。对待可怕的、残暴的主人，德里达选择了使用双重的游戏的可能：装作服从暴君的法律，而同时设置陷阱，使暴君的法律在其中不再能行使威力。德里达的消解战略就是在归根结底不再有什么可说的时刻可能说话，这是使哲学造成的窘境归于失败的计谋。

不过，这些计谋必须建设，计算。也就是说，要在哲学造成的两难窘境迫使说话的主体为理性、秩序说话的时刻，和主人由于陷阱而归于失败。只能嘲弄自己专断本质的时刻之间，必须有一种无声的、潜在的思想导引着战略家。在无声中，战略家想到了他不能说的和他不应该说的。这就是说，真的不真的是真的（常常是假的），法律与专断没有区别。这就涉及到一种决定性的精神限制。只有这种精神限制造成了伪装话语与诚实话语之间的区别。需要一种精神节制插在“说话的主体”和它的言语之间，还需要有一潜在的思想能超出任何语言，从不表达自己而躲避在主体头脑中的某一角落之中。这也恰恰是德里达对勒维纳斯的批评所在：既然哲学语言无可救药地是黑格尔的，勒维纳斯只能在沉默中反对黑格尔的整体：“当勒维纳斯说反对黑格尔时，他只能是确认黑格尔，而且已经确认了他”（注：德里达：《书写与差异》，276页。）。

2.语言学的现象学研究

德里达最初的工作是从现象学开始的，他属于从现象学起步的一代。他的理论来源应该追溯到胡塞尔的《几何学起源》（注：德里达在1962年发表了《胡塞尔的〈几何学起源〉》，其中包括德里达翻译的原文和德里达的长篇研究专著。）一书。德里达不同于萨特等人只关注经历、感知意识等，而是首先关注在内在观察水平上的对象性、科学问题。这就更多地偏向于胡塞尔的德国传统之中。德里达首先是要从几何对象提出的谜出发追问现象学的最终基础。他不同意胡塞尔论述的“活的现在“的观念（注：关于德里达与〈几何学起源〉的关系，请参见叶秀山先生的〈意义世界的埋葬〉，载〈中国社会科学〉，1989(3)，这应该是国内有关德里达研究中的最有深度和见地的文章。），他认为没有“活的现实”。所谓现实都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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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传下来的，向未来伸展，现实不可能留在“点”上，现实生活中没有零点。这表面看来是差异，实际上是分延，即非心非物的状态。也就是叶秀山先生称之为“心物聚集在一起的关键性状态，历史环节中的现实”。这是德里达理论的一个基点。

胡塞尔的最后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也是德里达早期最关注的著作之一。实际上，从现象学出发的语言哲学也具有显著的独创性。从语言哲学出发，现象学就是一种把作为整体的语言和领悟在语言中得到表达的现实方式联系起来的尝试。这种在语言之先并且独自使语言指示任何事物的东西，实际早就是《逻辑研究》一书的讨论主题（第一卷《表达与意义》）。而胡塞尔在此后的研究中则指出，被知觉的对象已经是一种假定的“意义”的“统一体”。它在该对象随后的诸种显象出现的过程中可以有效或无效。因而在语言之前就有意义。语言不只是作为人与世界之间的中介物出现的，毋宁说是作为两种要求变动的手段而出现的：其一是要求语言成为合乎逻辑的，要求语言具有一种最终的目的；另一个则要求语言应当在能述谓(ante-predicative)阶段有基础，这一要求赋予语言一种形成因。象征功能就是按这两种要求被理解的。而在《危机》中，胡塞尔对这样一种语言作用的性质有更精确的认识：语言借助这种作用指示在语言之先的经验。这个在先的基础，就是生活界。但生活界不单纯是一种直接性的东西，它本身受制于一种作用：这种作用既在语言中出现，又对语言出现，包括一种反省、一种逆反过程、一种回溯性的提问，通过这种作用，整个语言在非语言的东西里面觉察到自己的作用，这种逆反过程可看作为一种元语言。但是，元语言不只限于阐明天然语言的句法，它还表明了作为整体的象征功能发挥作用的条件。

胡塞尔的这些思想吸引了德里达，他特别关注作为胡塞尔公理的界限，以及被称作为现象学直观“原则的原则”的界限。由此，德里达继续对胡塞尔论及符号、语言、文字的著作进行探讨。在《声音与现象》中，他对胡塞尔现象学进行了激进的改造。

利奥塔尔说过，后现代主义是后现代知识状态的集中表现，因此，后现代的根本特征就是对“元叙事”的怀疑和否定。在《声音与现象》，德里达就是从语言问题为始研究胡塞尔的现象学。他认为，在提出“符号”一词的两种意义之间的纯粹“现象学”的区分之前，或毋宁说在认识这种区分、在成为一种简单描述的要求中指出这种区分之前，胡塞尔提出了一种先于文字的现象学还原：胡塞尔切断一切被构成的知，他强调源于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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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心理学或自然科学的先假定的必要的不在场。一方面，胡塞尔而不得不从始至终地把所有清晰的沉思与一般的语言本质区分开来。德里达认为，胡塞尔从来没有提出超越逻辑的问题，也没有使现象学语言与普通语言完全决裂。另一方面，德里 …… 此处隐藏：3561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