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受之现代设计史—组织和流派(2)

德国维特拉消防站（Vitra Fire Station)(1993年竣工）这是扎

王受之——现代设计史

哈·哈迪德的成名作。在建造此建筑之前，哈迪德主要以她充满幻想和超现实风格的绘画作品著称，而这些作品曾被普遍认为是建筑的纯粹艺术，不具有付诸实施的可能性。对此，哈迪德认为：“因为绘画具有很大跳跃性，致使人们容易产生误解。人们总想孤立地看待建筑物的各个组成部分，总认为跳跃性太强容易导致结构混乱。但问题是建筑师如何及时地处理这种混乱，造就一种凝固的时刻 ”回到这个作品。这是一个极富冒险精神的建筑——似乎没有一面墙是垂直的，每个墙角都是锐角，整个建筑向各个部分倾斜 从正视图看，向天空倾斜的主体部分似乎摇摇欲坠；从后正视图看，屋顶外面的平台向内倾斜，却从中心给整个建筑稳定感。作品的整体效果是轻盈、优美和飘忽不定，但建筑物各组成结构的材料具有的坚固和稳定等特性并没有被故意抹杀。哈迪德透过营造建筑物优雅柔和的外表和保持建筑物与地面若即若离的状态，达到了这一理想效果。

德国莱茵河畔维尔城的卢冯亭（LFone pavilion in Weil am Rhein）（1999年竣工）维尔城邀请扎哈·哈迪德设计一座作为区域性园艺展示会的楼阁，并把建筑地址选在了该市南部的一座废弃不用的碎石采集场。整体建筑只有一般停车场那么大，建筑物的内部规划有点类似史前时代巨石建筑物的简陋框架结构。建筑物内部的光与影交相辉映，具有非常强的戏剧效果。

哈迪德并不把这个作品当作传统建筑学习惯所称的结构型建筑，“我认为空间集成束实现了自然景观的某些显著特征，独具开创性意义：建筑物本身的形状并没有受到条条框框的束缚。它几近于殚精竭虑地将自己融汇到周围的自然景物当中。它从错综复杂中逐渐突兀地表，让参观者根据自己的立足点考量建筑物始于何处，又终于何方。”

法国斯特拉斯堡有轨电车总站及停车场（2001年竣工）斯特拉斯堡发展新的有轨电车服务，改善城市中心日益严重的交通堵塞和污染情况。扎哈·哈迪德被邀请参与贯穿城市南北的“B”线总站，以及一个位于线路北部可容纳700个车位的停车站的设计。总体设计概念结合“场”和“线”，并形成一个可以不断转换的整体。所谓“场”就是汽车、有轨电车、自行车以及行人组合形成的运动模式，每个都有自己的轨道和痕迹。交通方式之间的转换（譬如汽车到有轨电车，火车到有轨电车）运作起来就类似于车站、风景等等空间及物质的切换。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

【内容提要】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是在法国存在主义衰败之际，对结

王受之——现代设计史

构主义和现象学扬弃的结果。解构不是一种方法，也不是一种分析；解构不是摧毁，而是一种策略。德里达的思想代表了法国激进反传统倾向，因而受到了许多责难与打击；但无论如何，他的冲击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关键词】结构主义/现象学/延异/解构

【正文】

我更愿意用激进结构主义来讨论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德里达。虽然美国人总喜欢把他归之于后现代思想家之列，其实，法国人很少提到“后现代”这个名称，尽管许多美国人讲的许多后现代思潮的代表人物都是法国人。所以具体讨论德里达这个常被美国人称作后结构主义代表的哲学家的思想及其演变，可能会更有意义。

在具体讨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之前，有必要简述一下与之有关的法国当代哲学的一些背景情况，也就是二十世纪法国存在主义的由来和发展。

一、法国结构主义的发展：从符号到解构

法国当代历史学家、著名学术评论家多斯F.(F.Dosse)（注：参见多斯：《结构主义史》，法国发现出版社，1992年第1卷，1994年第2卷。）认为，在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近20年间，结构主义在法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这是因为结构主义是一种从科学中获取希望的严格方法，而且结构主义还是思想史中的一个特殊时期。这就是被称作“批评意识的重要时刻”的时期。结构主义范式的胜利首先源于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的蓬勃高涨的结果。这种高涨敢于冲撞老巴黎大学的学院式的专制禁锢，因为这种学院专制掌握着学术的合法性。结构主义则表现着一种对抗，顺应了西方历史的一个特定时期，表现了寻求新的模式表达对西方传统文化的否定、对“现代主义”的渴望的要求。结构主义对于一切西方历史中受到压抑的东西部十分敏感。所以在这个时期最先闪光是人类学和精神分析这两个学科就不是偶然的了。这两个学科都注重西方历史中的无意识，明确意义的反面，被压抑者、不可理解物 这也是语言学成为科学研究先导并且为普遍社会科学指引方向的时刻。结构主义为与旧习陈规斗争中的现代性旗帜，也成为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幻灭中许多“介入”知识分子的非意识形态化的工具。

法国结构主义的开始是以萨特存在主义的光彩渐消隐没为标志的。结构主义正式走上法国思想学术界舞台是在1962年。文化人类学家列维

王受之——现代设计史

•施特劳斯(L.Strauss)在《野性的思维》的最后一章《历史与辩证法》中，对萨特的“辩证理性”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引起轰动。众所周知，当时在法国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是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1960年，萨特发表了《辩证理性批判》。一位极有才华的、与萨特和施特劳斯这两位思想大师都有密交的青年人布翁(Pouillon)使施特劳斯知道了萨特的书，他甚至在施特劳斯的课堂上讲解了三次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可以说，布翁成了这二者相交互替的中介。

这两代人（这里主要指萨特和结构主义的一代）的不同与分歧是显而易见的。究其原因可有以下几点：

1.对语言的态度：萨特对于语言学持轻视态度，在《存在与虚无》中，他的意识主体哲学导致把语言学视为低级的科学，并避免使用它。而结构主义者则相反，施特劳斯致力于赋予语言学模式一种优先的价值，以超越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之间关系中的困难。“迪尔凯姆说，应该把社会行为看作为物 而我们说：要把社会行为开作为词语”。

2.由此也产生了萨特对精神分析的轻视。萨特的“自欺”、“主体的自由”很难与精神分析相合，精神分析被视作为糟糕的科学。

3.“介入”知识分子的危机：沿循法兰西人文传统的萨特一代的“介入”受到质疑。知识分子不再能在任何“什么领域提出观点，而只应该在他的专门的领域起作用，知识分子的批评作用渐渐变得局限”。正如巴朗狄叶(Blandier)所说：“结构主义诞生于战争结束12年之后。然而，战争是在一个静止不动的世界中结束的。1948年意味着的是再一次战争的威胁，与之对抗的是两种势力：其一鼓吹自由，另一则鼓吹平等。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否定历史”（注：见“巴朗迪叶与多斯谈话”，载多斯：《结构主义史》第一卷，25页。）。这是法国结构主义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结构主义人类学家施特劳斯则尖锐地批评启蒙学者的普遍人性的主张。福柯则更站在思辨和认识论的高度抨击了普遍主义：“我梦想对自明性和普遍性进行解构的知识分子”。这个时期与萨特为代表的介入知识分子针锋相对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施特劳斯和宗教史学家杜梅泽尔(G.Dumezil)。

4.现象学的影响：结构主义的反主体说其实可以视为胡塞尔本人及梅洛•庞蒂的“主体间性”思想的一种奇特的发展。而法国六十年代以来现象学研究复苏之时，现象学与解释学、批判理论、分析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