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僚政治研究》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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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摘要

在历史上，封建官僚政治自秦以来直至蒋家王朝一直统治着中国，可以说是统治中国最久的政治制度，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剖析了自秦以来直到蒋家王朝中国官僚政治的经济基础，刻画了中国官僚政治的种种劣迹、凶残、腐败的表象及其本质特征，“是批判官僚政治的锐利的理论武器”，并且被高度评价为“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系统地剖析传统官僚政治”的书。细读完这本书后，如孙越生先生所言，读者感受到的是“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思想启蒙。

作者首先从 “官僚政治”的概念入手，引入西方政治学著作，提出官僚政治可以从技术和社会两方面说，作为社会体制来说的官僚政治指的是它的社会方面，而“讲形势、打官腔、遇事但求形式上能交代，一味被动地刻板地应付，一味把责任向上或向下推诿”诸如此类的官僚作风则就是指它的技术方面了。并且王亚南先生指出了“技术性的官僚作风，不但可能在一切设官而治的社会存在，在政府机关存在，且可能在一切大规模机构，如教会、公司，乃至学校中存在，可是，真正的官僚政治，当做一个社会体制看的典型的官僚政治，却只允许在社会的某一历史阶段存在，就欧洲说，却只允许在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末，乃至十九世纪初的那一个历史阶段存在。”这样，在我们对“官僚政治”就有了比较准确的理解基础上，王亚南先生阐述在中国特定的背景下官僚政治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简言之，此种政治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因而是过渡性的政治；此种政治是与专制政治相伴而生的，因而是专制主义的产物；此种政治是在任何历史时代都能存在的，因而有技术面和社会面。

本书最有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地方就在于以历史和经济分析为基础，对官僚政治之一官僚主义发展最成熟的形式本身的基本矛盾——官民对立关系作了慧眼独具的剖析，从而为探索克服官僚主义的根本克服方法提供了启示。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全书由十七篇各自独立而又连贯的文章组成，指出，中国专制官僚政治被当做是一种社会体制来看，是作为专制政体的一种配合物或者补充物而产生的，帝王绝对支配权以及以家长为中心的家族制、宗法制、教育思想活动归根到底都是“建立在全社会基本生产手段——土地的全面控制上，建立在由控制土地所勒取的农业剩余劳动或其他劳动生产物的占有上的”，所以说“中国的专制政体是随着中国的封建的地主经济的产生而出现的“，“是建立在那种经济基础上的“。“整个政治权力，结局也即是整个经济权力，如何分配于全体官僚之间始得保持全体官僚阶层内部的稳定，就成为官僚头目或最大地主们所苦心焦虑的问题了。”

各级官僚与皇帝是相互依存的，他们自己“就好像围绕在鲨鱼周围的小鱼，靠着鲨鱼的分泌物而生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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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这绝对支配权力愈神圣、愈牢固，他们托庇它、依傍它而保持小皇帝的地位，也就愈不可侵犯和动摇了”。“在这种形势下，官僚或官吏，就不是对国家或人民负责，而只是对国王负责。国王的语言，变为他们的法律，国王的好恶，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官运和生命）、结局，他们只要把与国王的关系搞好了，或者就下级官吏而论，只要把他们对上级官吏的关系搞好了，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地不顾国家人民的利益，而一味图其私利了。”

最后一章，即“中国官僚政治的前途”，是《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的最大的价值所在，明确的指出官僚政治（不管是旧的，还是新的） 在中国现阶段是不可能继续存在的，“因为，为官僚政治所托命的绝对主义和专制主义正同紧密封闭的棺材里面的木乃伊一样，一经与外界新鲜空气接触，马上就要腐烂”。并指出了官僚政治的根本实质和目的：官僚政治史一种特权政治。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不是被运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国民的”名义下被运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成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的现实意义，体现在作者对以下两个问题的回答上，这两个问题是：其一，“官僚的政治形态，在中国现阶段，是否还有继续存在的可能？”其二，“官僚要在如何的社会条件下， 始能从根被清除掉？”关于第一个问题，作者的回答上面一经阐述过，“表明一个新的人民的时代已在加速形成与成长中，人民的时代绝不能容许任何特权性的任何名色的官僚政治的存在。”关于第二个问题，作者说：“中国的官僚政治，必得在作为其社会基础的封建体制（买办的或官僚的经济组织，最后仍是依存于封建的剥削关系）清除了，必得在作为其与民对立的社会身分关系洗脱了，从而必得让人民，让一般工农大众，普遍地自觉自动起来，参加并主导着政治革新运动了，那才是它（官僚政治）真正寿终正寝的时候。”不过，王亚南先生又指出：“中国是一个延续了二千余年之久的专制官僚统治国家，官僚政治既然是当做一个社会制度，当作一个延续了数千年之久而又极有包容性、贯彻性的社会制度客观地存在着，我们要改革它，要铲除它，就不能单凭自己一时的高兴，也不能单凭外面有力的推动，甚至也不能完全信赖任何伟大人物的大仁大智大勇或其决心与作为，而最先、最重要的是要依据正确的社会科学来诊断它的病源，并参证当前世界各国对于根绝那种病源所施行的最有效的内外科方术。”

王亚南先生说到相信科学和人民的重要性：“在科学的时代不相信科学，在人民的时代不信赖人民，即使是真心想求政治民主化，真心想还政于“民”，那也将证明他或他们的‘好心’、‘善意’、‘真诚’以及‘伟大怀抱’与多方努力，会在历史的顽固性面前讨没趣，或导演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滑稽剧。”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科学的、人民的时代，任何官僚政治的存在将是越来越难，直至被革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