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艺术的创造与欣赏中论美

美学

二、从艺术美研究美的本质

秦汉以来，很少见到从哲学角度谈美的著作。随着各艺术门类的产生与发展，就各艺术门类谈美的沦著已浩如烟海，各种艺术样式如舞蹈、音乐、雕刻、绘画、书法、诗词、戏曲、小说等等，内容丰富，源远流长，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独特风格。长期的艺术实践，形成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这些思想散见于各类艺术论著当中。要了解他们对美的本质的看法，也必须结合艺术论著进行探索。从艺术美研究美的本质，有三种情况：

1、意境一主客观的统一。

中国古代艺术中，艺术家们刻意追求意境美，意境也就成为衡量艺术美的标准。意境是艺术家们的主观感情和生活图画的贯通交融，是意与境的统一，情与景的统一，心与物的统一，是主观和客观相熔铸的产物。对于意境，我国古代有相当深刻的理解。

关于意境的重要性。许多古代文论家强调意境的重要，清代王国维曾说：“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掳已，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宋元戏曲考》）他提出著名的“境界”说，即意与境的统一。他把“境界”看作是艺术美的本原，提出：“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也。”（《人间词话》）就是说在艺术表现中如果达到了情景交融，产生了意境，自然也就产生了神韵，体现了气质。

关于意和境的关系。意与境的关系也就是心和物的关系，意属于主观范畴，境属一于客观范畴。在意境形成的过程中，境是基础，意是指导，意境中主客观的统一表现为情景交融。

境是基础。这里说的境，不仅指直接唤起情感的某种具体的景色，而且指与这些景物相联的整个生活。如李白的诗《早发白帝城》，其中的境不仅是指“彩云”、“猿声”、轻舟”、“万重山”等等，而且指李白从流放到遇赦等事件。祝允明曾说：“身与事接而境生，境与身接而情生，”（《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下）这里讲的“事”是指生活、事件；境指与生活相联系的景物。情感正是由特定生活条件下的景物所引起的。因此，境是意境的基础。陆机在《文赋》中写道：“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
春。”秋天，因“落叶”而悲，春天，因柔条而喜，情随景迁，也是见境生情的基础。因为意境中的情是“景中情”，离开了境（景），情便无从产生，无所寄托，故刘熙载说：“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树写之。故无气象，则精神亦无所寓矣”（《艺概》）这恰如中国一句古话：“皮之不存，毛

美学

将焉附？”

“意”是主导。在意境形成中，虽然境是基础，但起主导作用的却是“意”或“情”。艺术中出现的境，并非生活中自然形态的“景”，而是“情中景”，也就是曾经唤起诗人特定感情，并在这种感情支配下、经过提炼和取舍而创造的“景”。这种景比自然形态的景更典型、更集中、更精炼，而且浸透着诗人的情感。在意境形成中，情感对“景”的选择、提炼、创造、无疑起着潜在指导作用，失去了情，犹如人的肉体失去了灵魂，便神韵全无。如，清代艺术大师石涛有一幅画，表现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的意境，画面选的景物便是“情中景”，是充满送别感情的景。画面极洗炼，主要部分是远方的孤帆，空阔的江面、岸边伫立的送行人。送行人极目远眺消逝于碧空下的孤帆远影和天际流的江水，恰好表现了“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的意境。因为此联不仅仅是写景，而更重要的是写情，船愈走愈远了，送行者还伫立岸边不忍离去，尽管是“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这就流露出诗人对友人感情的真挚，自然，也有离别的怅惘。

情景交融，这是主客观统一的表现形式，也是意境美的极致，诗、画、音乐等艺术形式均是讲究情景交融的。

2、情采（形神、声情）—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中国古代艺术理论中常讲“情采并茂”、“形神兼备”、“声情并茂”，这实际触及到艺术美的一个本质问题：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南北朝时代的刘勰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他在《文心雕龙》中专设一节《情采》，便是讲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的。什么是情采呢？“情”指情理，“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即情理是经，文辞是纬，情理是主，文辞是次；“采”指文采，包括对偶、声律、词藻等等，简言之，“情”可视为文学作品的内容，“采”则可视为形式。对于情和采的关系，刘勰打了几个很有趣的比喻：“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尊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原字为：左革右荐）同犬羊；犀牛（原字为：上凹下几）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此处的“质”即情，“文即采。这段话的意思是，像水性流动所以有波纹，树体充实所以开出花来：可见
文采要依附在质地上。虎皮豹皮如果没有毛色纹采，就同狗皮羊皮一样，犀牛（原字为：上凹下几）皮有用，但还靠漆上朱红漆来显示色采：可见质地还需要文采。刘勰的主张是“文附质”、“质待文”，即：形式依附于内容，内容待于形式表达。在“情采”中，刘勰十分强调“情”的重要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

美学

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因此情理是文章的经线，文辞是情理的纬线；经线正了纬线才能织上去，情理定了文辞才能畅达；这是写文章的根本，刘勰主张“为情造文”，反对“为文造情”，因为“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即为情造文者，语言简练、感情真挚；为文造情者文辞浮华，内容杂乱空虚。刘勰的结论是：“言以文远，诚哉斯验，心术既形，英华乃赡。”“繁采寡情，味之必厌。”语言靠文采才能流传久远，这话确实而应验。思想感情显现于文辞，就构成文采。辞采虽多而缺少感情，仔细品味一定会令人生厌。从上述引文看，刘勰既肯定了内容对形式的决定作用，又强调了二者密不可分的统一关系。这种观点是深刻的，有代表性的。自然，有关此向题的论述还很多，如宋初欧阳炯说：“有气韵而无形似，则质胜于文；有形似而无气韵，则华而不实。”等等。

优秀的艺术作品必须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3、风格——代条件和作家气质的统一。

风格不仅决定于作家、艺术家的气质和天赋，而且取决于时代，它不仅体现在作品的内容中，而且体现在形式上。关于风格的形成早在建安时期曹丕的《典论·论文》中便有论述，他以为作家的气质不同形成各自的独特风格：“文以气为主，气之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由于气质不同，纵使父兄和子弟之间，也难以互相改变，他过分强调了个人天赋的气质的作用，而没有看到时代条件对一个作家风格形成的影响。陆机在《文赋》中从创作的角度谈风格：“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由客观事物的不同，说明风格的差异，风格差异的原因自然是：“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体，即文章的样式和风格。陆机的意思是，风格的差异，来自生活的丰富多采，情随物迁，文因情异，随物万变，因而文亦多姿。可见，陆机主要从客观事物中探讨风格的形成。刘勰在前人的基础上对风格进行了专门研究，比较全面地探讨了风格的形成，认为作品的风格由作者的性情决定，而性情由“才”、“气”、“学”、“习
”所造成，才和气是先天的因素，学和习是后天的实践。刘勰在强调才气的同时，又注 …… 此处隐藏：2025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