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以五四时期的一场论争为中心

五四时期,围绕文学作品是否可译这一问题,郑振铎和茅盾、沈泽民展开了一场论争,反映出译者对文学翻译理论建设的热情和积极参与。1980年代后,关于可译性问题的探讨增多,视角发生了转变,跨学科意识也得到加强,但仍未能脱离五四时期这场论争的模式。可译性论争的根源在于,双方对翻译本质的不同认识、不同翻译标准的设定、不同的理论依据和不同的描述方法。

21 0 0年 9月

河北学刊He e a e cJ un l bi Ac d mi o ra

Sp 2 0 e ., 01 Vo . 0 No. 13 5

第 3第 5期 0卷

文学作品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以五四时期的一场论争为中心任淑坤(河北大学外语学院河北保定 0 10 ) 7 0 2

[摘

要]五四时期，围绕文学作品是否可译这一问题，郑振铎和茅盾、沈泽民展开了一场论争，映出译者对文学翻译理反

论建设的热情和积极参与。18 9 0年代后，关于可译性问题的探讨增多，角发生了转变，学科意识也得到加强，视跨但仍未能脱离五四时期这场论争的模式。可译性论争的根源在于，方对翻译本质的不同认识、同翻译标准的设定、同的双不不理论依据和不同的描述方法。

[关键词]论争；文学作品；可译性；不可译性；源根[基金项目]0 6年度河北大学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 S 0 0 1 20 X K 62 )[作者简介]淑坤 (9 3 )女，宁省康平县人，任 17一，辽河北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翻译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0 6[ 14文献标识码] [ A文章编号]0 3— 0 1 2 1 )5— 15— 4[ 10 7 7 (0 0 0 0 7 0收稿日期]0 0— 5—1 21 0 6

五四时期，中国的文学翻译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

都承认翻译是不完美的，其结论却截然相反，但这与立

面，这不仅体现在翻译作品数量的增加、体裁的扩大、 译者队伍的壮大，以及对原作的精选、翻译态度的审慎等方面，更表现在译者对文学翻译理论建设的热情和积极参与。12年， 9 1郑振铎和茅盾、沈泽民兄弟之间发生了一场论争，主题是文学书是否具有可译性。虽其然就此次论争的规模、及人数、涉延续时间而言，以难

论的出发点不无关系。郑振铎是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他从英文转译了大量印度、俄罗斯和古罗马、希腊文学作品，中很多译作获得好评。基于个人丰富的其翻译实践，又受到轰轰烈烈的翻译热潮的激励，郑振铎鼓励更多地译者加入这个大潮，满怀信心地进行翻译。

沈氏兄弟则更多地看到了翻译中存在的不足以及译者在翻译中的诸多无奈。五四时期，方法盛行，直译一些

与同时期的另外两次论争①匹敌，但就其对翻译问题思

考

的深度而言，意义却不可低估。本文通过缕析双方译者“一字一字的勉强写出，和一句，连又不连，一句像 像断又不断，是不念原文，也就似懂又不懂” 假看…。立论的合理 f生与局限 I进而探寻这场论争的延续，生，分析引发论争的根源，希望能对可译性问题的理解有所裨益。

这样的译文是否具有艺术性与可读性，成为译者思考的焦点。沈泽民提出不可译论也正是在这个时期。 从双方的论述中可看出明显的局限性。郑振铎的

局限表现在：首先，他主要依据的是 Rni所著“ l an l Ee—

1 1郑振铎在《 2 9年，小说月报》 3第期上发表《译文学书的三个问题》揭开了此次论争的序幕。该文旗，帜鲜明地表明其立场：文学书是绝对的能够翻译的”“。

m n o te, et f y”但其“ Sl翻译思想而为文字”非特指不并同语言问的翻译活动，而是指文学创作中将思想变为文字的过程。创作和翻译的差别很大，此定义作为将论证的依据，果可想而知。其次，其结对通俗不可译论的反驳实例是要表明原文的“全体的结构，节段中的排

同年，沈泽民在《小说月报》 5期发表了《第译文学书三问题的讨论》针锋相对地提出“学书不可译”,文。翌

句法的组织乃至用字的精妙”可以移译，都翻译不年，茅盾以“玄珠”为笔名，文学旬刊》在《上发表《翻译列，不问题一译诗的一些意见》阐述了他对译诗的看法，会丧失原文的艺术美。众所周知，改变原文的情节， 结构、段落顺序、语句组织，未必能保持原文的艺术美。 与沈泽民的观点基本一致。 坚持可译论的郑振铎和坚持不可译论的沈氏兄弟再者，论述前后矛盾。“文学书能够译么”的前半部分

①一为新文化人与林纾之间关于是否用古文进行翻译以及翻译的选材、译笔等方面的论争；一为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关于翻译的作用、的和翻目译批评等方面的论争。 15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