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人地位的沉沦

元代文人 地位

文学院研究生作业

题 目：元代文人地位的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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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文人 地位

元代文人地位的沉沦

元代社会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汉族文人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元代统治者本是游牧民族，尚武轻文，歧视汉人，特别贱视儒者。当时的社会人分十等，有所谓“七匠、八倡、九儒、十丐”之说，文人被贬到社会的最下层。时人曾感叹道：“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社会，元代文人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轻视，而且作为进身之阶的科举也几乎被取消。元代除太宗九年举行过一次科举外，以后科举废而不行垂八十年之久，直至仁宗延祐二年才恢复科举制度，但当时“仕进有多歧，铨衡无定制”（《元史·选举志》），“侥幸之门多，而方正之路塞，官冗于上，吏肆于下”（《元史·百官志》）。而且其科举条例规定又极不公平，于蒙古人特优待，于汉人则特严厉。元代统治者一再作出强硬的规定，各级官吏“其长者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元史·百官志》），即使是“各道廉访司，必择蒙古人为使。或阙，则以色目老臣子孙为之，其次参以色目、汉人”（《元史·成宗纪》）。况且，“科举取士，只是万分之一耳，殆不过粉饰太平之具。”元世祖忽必烈曾说：“汉人惟务课赋吟诗”，“何关修身”，“何益为国”。广大汉族文人本身就受到民族歧视，再加上进身之阶被堵，前途无望，地位一落千丈。因此王恽感慨道：“儒乎其微，至于兹乎”。（《秋涧先生大全文集》之《儒用篇》）。作为士人，他们唯一能跻身庙堂的捷径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可现实并没有给他们提供一条进身入仕的坦途。在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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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之旅中四处丛生着层层荆棘，他们经受着四面楚歌、进退无路的理想幻灭的打击。

元世祖四年翰林学士王鹗等上书称：“贡举法度，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以贩鬻为工匠商贾。”（《元史·选举志》）有的甚至被捕为“驱口”，沦为奴隶，饥寒交迫，自身难保。连世祖的谋士高智耀也不由得惊呼： “纵儒为驱，古无有也。”这种遭遇，使文人的人格尊严遭到了摧残，身份价值急剧跌落，从而使他们沉沦下层，志不得伸，产生了愤懑、悲观、失意的心理。大量以儒为业的文士沦入社会最底层，倍感屈辱地混迹于娼丐之间。身世的沉沦、功业幻梦的破灭，人格的扭曲与自我的失落引起了深沉惆怅、历史忧患与现实苦思。在元代流行着一种对文人的特殊称呼———“穷酸措大”，这标志着时人对文人的鄙视，从中也可看出文人穷困潦倒、失意落魄的悲惨境遇。可以想见，本来居于四民之首的文士，一旦被抛到社会的最底层，含辛茹苦，不被人理解，不为人 尊敬，那是何等的难堪和悲痛！为了摆脱饥寒交迫的生活，他们不得不到处奔波，仰人鼻息，受人羞辱。元杂剧中这类题材很多。黑暗的现实使他们认识到那个时代“儒生颠倒不如人”（《秋胡戏妻》）；“如今则敬衣衫不敬人”（《忍字记》）；“不敬书生敬财主”（《齐眉举案》）；穷书生窦天章为了进京赶考不得不忍痛卖掉亲生女儿（《窦娥怨》）；秀才朱买臣每日靠打材为生，还常常受到妻子的辱骂，一副可怜相。（《渔樵记》）。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穷途末路的悲酸，全部寓于在了元杂剧作家的笔下。封建社会的读书人，受尽十年寒窗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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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出将入相、列鼎而食，以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这种抱负在唐宋时代通过科举就可以实现，而在元代大多数文人则被拒于科举门外，不惟功名难成，且亦谋生路，郁郁终生。元早期剧作中有个熟语：“腹中尽晓天下事，命里不如天下人”，这正是沦入社会底层的士子命运的写照。元代读书人没有了通过科举而“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发迹道路。这样，儒生便只剩下了“皓首穷经”的命运。读书人读书却不能做官，读书本身就失去了实用价值。退而寻求其他出路，他们又往往不习生理，经济地位可想而知。他们在 世人眼中的地位也就一落千丈了。元代民间有俗谚曰：“生员不如百姓，百姓不如祗卒”（《一山文集·与董涞水书》），甚而至于“小夫贱隶，亦以儒为嗤诋”（《青阳先生文集·贡泰父文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