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传统法文化观

梁漱溟的传统法文化观

烟台大学法学院教授 孙季萍

二十世纪初，面对着西方文化的大举进攻，梁漱溟从中西比较的视野出发，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从哲学、历史、经济、政治等多个角度阐发中国传统法文化成长的环境及其现状、特征，检讨其得失，并试图对其加以改造、维护、发展。他希望以中国传统为基础，以中国人的民族心理和基本的人生态度为依托，植根于本土，构建新的适应现代文明发展趋势的法律文化。

中国传统法的价值内涵与取向——基于“情理”，本于“义务”，趋归“和谐”

梁漱溟说：“举凡社会习俗、国家法律，持以与西洋较，在我莫不寓有人与人相与之情者，在彼恒出以人与人相对之势。”在他看来，“相与”与“相对”是中西法律对待人与人关系的基本态度，也是中西法律精神分歧的出发点。在西方，人与人之间存在一种紧张关系，每一个体均视权利为至上，为最高价值；而中国的社会和法律皆重于“情”，人与人之间均以“情义”相连接，每一个体的行为皆以“情”为出发点，为尺度。 由于“情”的重要，中国人的心理中自然生成了“义务本位”观念，尊重他人和社会，内敛个体的要求。为什么呢？“人在情感中，恒只见对方而忘了自己；反之，人在欲望中，却只知为我而顾不到对方。”梁漱溟举例说，慈母每为儿女而忘身，孝子亦每为其亲而忘身。夫妇间、兄弟间、朋友间，凡感情厚的必处处为对方设想，念念以对方为重，而把自己放得很轻。人人的生活都是以他人为先，以“义务”为内容。那么在这种义务本位的社会里，“权利”是不是真的要被消灭？在梁漱溟看来，中国人并非毫无“权利”概念，所不同的是，在西方，权利“是由自己说出”，而在中国，权利则是由“对方给予”。比如，子女享受父母之教养供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西方，子女会对父母说“这是我的权利”，在中国，则变成由父母对子女如是说“我应当养活你们到长大”，同一法律关系，表述不同，效果互异。梁漱溟认为，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更加具有人情味，听上去更“顺耳”，“更合味道”。而更重要的是，在这“彼此各尽其义务时，彼此权利自在其中；并没有漏掉，亦没有迟延。事实不改，而精神却变了”。中国人并没有因为尊重对方而牺牲自己，只是“各人尽自己义务为先；权利则待对方赋予”，就在这“义务”的完成过程中，“权利”也顺利实现——这就是中国

人的权利义务相互对待，充满了中国人的含蓄和智慧。梁漱溟认为，中国人的这一思路最为可取，它不仅充满人情，而且对于社会的安定和谐最为有利，它能够化解矛盾，消弭冲突。

中国的法何以形成“情理”为重、“义务”为先的内涵？梁漱溟从分析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入手，寻找其原因。他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是“关系”的社会，处处、人人皆在“关系”之中。人从一生下来便有父母兄弟，乃至到了社会又会有师长、乡邻、朋友，等等。“是关系，皆是伦理”，在这种种的伦理中，父子之伦理是最基本的，在宗法结构的社会里，全社会的人以家庭为模式，由近及远，以“情”为纽带组织起来，每一个人皆以其特定的关系被纳入“伦理”的网、“义务”的网，“天下一家”，“四海兄弟”。梁漱溟十分赞赏中国这种古老的社会组织手段，他认为正是这样一种基于“伦理”的社会组织才成就了中华民族“在空间上恢拓这样大，在时间上绵延这样久”。

梁漱溟还从中国古老的哲学中为法文化的特性寻找原因。他认为，中西传统哲学在对人性的认识上存在很大的差异。西洋基督教理论中，人是生来带着罪过；而中国古人从最初就有人性善的主张，认为人自身、人与人以至整个宇宙都是和谐的，“此和谐之点，即清明安和之心，即理性”。个体与他人乃至与整个宇宙融为一体，“对方就是自己”，这是一种“普泛”的关情，是最为理性的人类生活状态。

中国法的社会角色认定——礼俗在上，道德在先，法律居后

在传统中国，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自来是次要的。梁漱溟说，中国自古所谓法律，不过是刑律，为礼俗之补充，不得已而用之。中国的传统思想是“贵德而贱刑”，“强制力”一般时候是备而不用的。 梁漱溟认为，旧日中国，社会矛盾是一定存在的，但精到巧妙的是，这一社会把一切问题化整为零，以情代势，缓和分解了诸多纠纷。依靠非国家强制的社会和个人力量实现了天下太平。这就是中国“治道”的妙处。梁漱溟把中国的治道归结为简单的四个字，即“修身为本”，一切政治的运作均始于个体内省式的道德自律，传统儒家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理论在他这里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他又以中西比较的方法说明中国法律作用的有限，他说，在外国，人们动辄就要诉之于法律，打官司在外国人那里是家常便饭；而在中国，

人们轻易不会走上法庭，在中国人的眼中，法庭是一个“绝情”之所，一场官司下来，双方便伤了感情，从此结怨，甚至及于几族、几代。

梁漱溟试图寻找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他认为，传统中国是一个“职业分途”的社会，而不是一个阶级社会。其时在经济上，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土地的集中垄断情形不显著，这比较“一部分人有地而不事耕作，一部分人耕作而不能自有土地的阶级社会，相离是太远了”；工商业在中国古代一直没有获得发展，工业社会劳资两阶级的对立也不可能出现。政治上，自封建世袭制度废止后，当政临民者为官吏，其身份既非终身，也非世袭，而只是一暂时的统治的代理，他们构不成一个稳定的阶级，尤其这做官的机会是对人人开放的，科考制度使得官吏队伍的流动性很强，所谓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常常易位，无法形成统治与被统治两阶级的对立。由此，中国社会长期以来“阶级不存在”。阶级不存在，阶级统治也自然无以存在，而“国家”正是“构成于阶级统治”，由此，梁漱溟得出结论：中国不像国家。中国未形成阶级，行使国家强制、国家武力的主体便不存在，以武力为基础的法制在这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中国自古缺乏团体也是法律不得发达的重要原因。在西方，自基督教发达以后，便形成了“团体”生活的历史。而团体是适合于法律生存的场所。在中国，宗教从未形成势力，中国人从未走出家族。在家族生活的社会，“无所用其法治”，“人人相亲如骨肉，相需如手足”，凡事只求关系圆满，而且凡事又须视亲疏而个别对待，它充满了变化，非一机械的法律所能应付。所以，梁漱溟说，西洋自始即留意于“权力（团体的）与权益（个人的），其分际关系似为硬性的，愈明确愈好，所以走向法律”；中国则“重在家人父子间的关系，而映于心目者无非彼此之情与义，其分际关系似为软性的，愈敦厚愈好，所以走向礼俗……”在中国，规则是隐性的，“是非判断自在心中”，孔子说“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梁漱溟引用了孔子这段话，用以说明中国礼俗道德的作用，他说，“春秋以道名分，实无异乎外国一部法典之厘订”。 中西法律文化碰撞时的基本态度——合理学习西方，复兴传统法文化精华，重建现世规则

在二十世纪初中西文化的碰撞中，中国文化陷入混乱，“文化失调”是当时人们对文化现状的基本描述。梁漱溟认为，这“文化失调”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社会规则的空白，秩序的“饥荒”，旧的秩序已被破坏，而“新

者未立”，社会关系无由调整，社会处于无序中。他指出，当今中国社会如果不从根本上重建一新组织机构，开出一新治道，任何事情都谈不上。他要重建中国社会的秩序，重建法律文化。

这新的建设将如何进行？他在《乡村建设理论》中 …… 此处隐藏：2951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