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对刑法犯罪理论体系的影响和制约 何秉松(3)

（2）纳粹刑法提出规范的行为人概念（normativer Taeterbegriff）， 即以行为人该当性（Taeterschaftsmssigkeit ）来取代行为构成要件该当性（Tatbestandmaesisigkeit）。1932年，埃里克·沃尔夫（Erik Wolf）将行为人定义为：“怀有堕落情操的法共同体个别成员”，1935年，更直截了当地定义为“民族的敌人”。他说：“行为人类型……是一种情操类型……其意义非心理学的或个人主义道德观的，而是基于健全的民族观。因此，行为人类型是完全反个人主义的……行为人类型始终是一种民族共同体的成员类型。就法官而言，确认这种类型的属性取决于一种社会的价值判断。换言之，不是就个人类型的情操判断，而是身为民族代表的法官从犯罪人身上看出民族敌人类型……。”（注：“将来的刑罚制度与量刑原则”，载《整体刑法学杂志》第54期（1935年），第550页及以下几页。Das künftige Strafensystem und die Zumessungsgrunds tze, ZStW54 (1935), S. 550f.） 威尔采尔（Welzel）进一步指出：“事实上，就民族有害分子的?行为人类型?而言，乃关于不成文的……主观行为人要素。基于蕴含着摧毁血乳交融民族因子的情操的犯罪行为，应该竭尽所能用最严厉的刑罚来对付。”（注：“个性与责任”，载《整体刑法学杂志》第60期（1941年），第461页。Personlichkeit und Schuld, ZStrW 60 (1941), S. 461 Anm. 6la.） 西格特（Siegert）甚至公然鼓吹杀害“无生存价值者”（Lebensunwerter），他说：“一个因为思想无价值而违法者，对于公众是毫无价值的，国家有权将他排除。或许那是最人道的，以公众的金钱将他隔离照顾直到死亡为止。但是，照顾在种族上对民族有价值的部分之所需更重要……与其让民族幼苗得不到照顾，不如以杀害无生存价值者而将之排除到民族共同体之外，否则民族的生存命运将更悲惨。”（注：“刑罚目的对责任和刑度的影响”，载《整体刑法学杂志》第54期（1934年），第425页。Der Einfluss der Strafzwecke auf Schuld und Strafmass, ZStrW 54 (1934), S. 425.） 他们归纳出了“罪犯类型特征”，用于修改法律。这些带有“简单、众所周知”特征的“类型”的作用越来越

突出，在《反危险惯犯法》、《少年犯条例》、《反暴力犯罪和?反社会寄生虫?法》、《社会蠹虫条例》、《谋杀法》，等等都有充分的表现。例如，《社会蠹虫条例》第4条规定某些特定“侵犯生命、肢体或财产罪”的罪犯应视为“社会蠹虫”，构成“反社会犯罪”。该条例规定的几项犯罪可判死刑。审判的目的与其说是确定被告是否违反了法律，毋宁说是确定“违法者是否还属于社会之一员”，刑事审判成为“评价人性、区分善恶归属”的场所。埃德蒙特·梅茨格提出“生命行为罪责”理论，企图将“罪犯类型法”塞进传统的归罪原则。他认为“反社会的游离分子是社会的累赘，他们之所以应受罚并非仅仅因其单个的行为，而更多的是因其反社会的……存在”，他们并非因其反社会而受罚，而是因其“有罪的生命”。

刑法理论代表人物达姆和沙夫施泰因（Dahm und Schaffstein）说：“刑法最根本、最重要的价值就是作为保存和捍卫国家权力的手段”；“因此，对某些犯罪，尤其是对重大犯罪的处罚，不必考虑行为人的改善能力。如果为了国家的利益和更高的尊严，就有理由放弃仍具改善能力的人，因为去拯救每一个灵魂不是国家的任务。”（注：自由得或者专制度刑法，1933年，第40—44页。Liberales oder autoritaeres Strafrecht, 1933, S. 40—44.）

（3）纳粹刑法以“荣誉”、 “忠诚”和“义务”之类模糊的封建道德价值来划分“犯罪行为”。纳粹法律局制定的指导原则是：“纳粹刑法必须建立在忠于人民的基础之上。忠诚是人民的最高义务，因此也是纳粹思想和德国思想的一次道德义务。德国思想中的道德义务之间，义务感与公正感之间有着和谐统一，……根据这些原则，违反了忠诚义务必然导致荣誉的丧失。纳粹政府的职责所在就是对因其不忠诚而脱离社会者进行制裁。”沙夫施泰因（Schaffstein ）说：“纳粹主义刑法体系的新结构是基于犯罪乃义务违反的见解”（注：“犯罪是对法益的破坏？ ”载《德

国刑法》1935年，第105页。Das Verbrechen eine Rechtsgutsverletzung? DStR 1935, S. 105.）。“在纳粹主义国家中，一切犯罪的本质都是对民族共同体所负义务的违反，应依行为所违反义务的不同评价来规定刑罚威吓的高低”（注：“作为违反义务的犯罪”， 载拉伦茨（出版者）：《新法学的基本问题》，1935年，第132页。Das Verbrechen als Pflichtverletzung, in: Larenz (Hg), Grundfragen der neuen

Rechtswissenschaft, 1935, S. 132.）。“由于新的（纳粹主义）刑法是基于义务违反的方式，因此必须比旧刑法更注意行为人在共同体中的地位，所以必须从一种一般而抽象的行为人概念过渡到具体的行为人概念，如此，既不牺牲法益侵害思想的理论核心，也不必辛苦地用一种抽象的（构成要件）标准行为来使行为人概念具体化，以义务违反作为（理论）出发点，正是创造义务直接所从出的具体秩序对刑法评价影响（力）的方法。”

纳粹刑法学家公然将“不忠”、“不履行义务”与犯罪以及“叛国”等同起来。认为对罪犯的判决是“对其作为人民之一员的思想意识的道德判决”。达姆认为，即使是一般的盗窃也构成对元首和人民的不忠。沙夫施泰因呼吁，将“人民的团结统一”作为根据惩戒法原则对新刑法进行重新定义的前提。弗里德里希·厄特克教授主张，“无论是谁，只要他忘记了自己在人民中的位置，只要他攻击人民群众或拒绝服从人民的法律，那他就是人民的敌人”。极端纳粹分子康特·格莱斯帕赫认为，性质最为严重的不忠行为是对国家生活基础的攻击：“以这种方式攻击人民群众的德国人……即是叛国。”

（4）在刑罚理论上，强调刑法的严厉和镇压。 他们认为“赎罪的思想在人民的法律感觉中太根深蒂固了，在可预见的将来无法靠极端理论予以消除”。事实上，早在1932年国际犯罪学会德国分会的年会上，公开支持纳粹的犯罪学会成员就表示对20年代放宽监狱条例（注：根

据魏玛共和国1923年通过的刑罚罚则，应对罪犯“加强本性改造，使之习惯于秩序并不至于屡教不改”。“罪犯应受到严肃的、公正的、人道的待遇。他们的尊严感应受到尊重和加强。”） 的忧虑：“想一想，如果这一趋势继续30到40年，到那时我们无刑可罚了。”纳粹执政后，1934年修改后的刑罚充斥着赎罪、抵罪、严刑、严律和秩序的概念。修改后的第48条规定：“对罪犯自由的限制是他为其犯罪行为所应付出的代价。刑罚的条件应对即使是最无可救药的罪犯也要成为相当严厉的惩罚使之不敢再犯。对罪犯应以纪律和秩序来进行教导，使之习惯于履行义务并改变其本性。”在实践中，犯人公正待遇监督委员会被解散；监狱图书馆被关闭；犯人接收包裹的权利被取消；对监狱条件的申诉受到限制；犯人临时假释被取消，“对原先制度的一切滥用”都被纠正。普罗豪泽监狱长作了如下的描述：“任何地方一律都不准抽烟。探监犯人也不得再与亲友拥抱或握手。申诉权行使的原则是任何东西都不得传到狱墙外……新政府刻意将入狱变成一种真正痛苦的体验。”

1933年11月24日希特勒颁布“反危险的习惯犯暨保安处分法”（Gesetz gegen gef hrliche Gewohnheitsverbrecher und über Maβregeln der Sicherung und Besserung，通常简称“保安处分法”），以所谓保护监禁（Schutzhaft）全面将 …… 此处隐藏：3010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