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史》精品课程教案(上)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史》精品课程教案（上）

第一章 《诗经》

古人曾经讲过：“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而一部文学史有浩如烟海的作品，有灿若星河的作家，我们又“从何说起呢”？我们打算从两个字说起——“风骚”。

清人赵翼有诗云：“李杜文章万口传，至今己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红楼梦》中描写王熙凤有这样一段：“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身量苗条，体格风骚”；毛主席诗词中又有一名句：“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这些语句中的“风骚”不用多解释，需要注意的是，古人在说到“风骚”时还特指古代文学作品中两部经典——《诗经》与《楚辞》。国风是《诗经》的主体部分与精华所在，《离骚》是《楚辞》的代表性作品，于是古人常常用“风骚”特指《诗经》与《楚辞》。

《诗经》收录的作品上起西周，下至春秋中叶，共三百零五篇，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从这个意义上讲，《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有人曾认为《礼记·郊特牲》中的伊耆氏《蜡辞》、《吴越春秋》中的《弹歌》等是最古老的歌谣（详见游国恩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一册第一章第一节），这些毕竟还是猜测，尚未能确考。

既然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是怎么样编订而成的呢？历史上主要有三种说法：“献诗说”、“删诗说”与“采诗说”。“献诗说”的文本依据主要是《国语·周语》：“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这句话出于周厉王时的召公之口，主要是劝谏周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处所献之诗是否便编订成了《诗经》并没有明确指出。“删诗说”主要是讲孔子删诗。《墨子·公孟》中曾云《诗经》不止是三百余篇：“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更是明确地讲：“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 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尽管讲得明确，后世学者对司马迁的说法还是持怀疑态度。学术界较多采信的是《汉书·食货志》中的“采诗说”（1），认为古有采诗之官，将民间诗歌搜集、整理，配上音乐进入宫廷，使统治者“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在此基础上便编订出了《诗经》。

为了方便大家记忆，本章将关于《诗经》的某些知识点用数字“四”和“六”串起来。说到“四”，大家要能够区分“四诗”与“四家诗”。古时有一副名联，据说是由苏东坡对出。上联为“三光日月星”，下联为“四诗风雅颂”。“雅”分为“大雅”与“小雅”，故可与“风”、“颂”合称为“四诗”。而“四家诗”主要是汉时讲授《诗经》的四家：鲁人申培、齐人辕固、燕人韩婴与赵人毛苌。“四诗”是《诗经》的组成部分，“四家诗”是《诗经》学的学术派别，大家不要混为一谈。数字六主要是帮助大家记忆“六义”。什么是“六艺”呢？概而言之，“六艺”是“风”、“ 雅”、“颂”、“赋”、“比”、“兴”六者的总称；分而言之，“风雅颂”这三者为“诗篇之异体”，也就是说，是诗歌的不同体制；“赋比兴”这三者为“诗文之异辞”，也就是说，是文学的表现手法。再进一步说，“风雅颂”是按照音乐的不同将《诗经》分为三种不同的体制——“乡土之音” 谓之“风”、“朝廷之音”谓之“雅”、“郊庙之音”谓之“颂”2； “赋比兴”这三者则主要是指以下一些表现手法——“赋者，铺陈其物而直言之”、“比者，以彼物比此物”、“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

在掌握了这些知识点之后，我们不妨再看看《诗经》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有这样一个故事（听讲），引出以下一段话“郁郁乎文哉，学生都不来；都都平丈我，学生满堂坐”。“郁郁乎文哉”是《论语》中孔子称赞周代礼乐文化的一句话，他说，周代借鉴了夏、商两代的礼乐而形成了非常繁荣的文化（“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诗经》与传统文化最密切的就是周代的礼乐文化，因为，它的绝大部分作品是在周王朝推翻商王朝之

后、尚未被秦王朝所灭之前的作品，虽然平王东迁以后王室己经衰微，可是，周代的礼乐文化仍然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有着重要影响。

先看这么一首诗：

相鼠有皮，人而无仪。

人而无仪，不死何为？

相鼠有齿，人而无止。

人而无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体，人而无礼。

人而无礼，胡不遄死？（《鄘风·相鼠》）

无礼仪，无行止之人，社会己经无法接受、无法容忍了，这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礼乐文化在当时的重要影响。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避免对《诗经》的某些误读。大家都很熟悉《伐檀》一诗中的“不稼不穑”、“不狩不猎”、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几句，常常听到的解释是劳动者对剥削、压迫的认识与反抗。其实，交纳租赋是当时领主与劳动者彼此认定的一种经济关系，不仅领主视自己对劳动者的剥削与压迫为必然，劳动者也不能超越当时的历史条件对剥削、压迫的不合理性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其中，“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指责的不是不劳而获，而是“无功而食”。孟子曾引此首诗，赵歧所作作的注便是：“无功而食谓之素餐”。另外，“不稼不穑”、“不狩不猎”仍然与周代的礼乐文化有关。在周代的礼乐文化中，“君子”礼仪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亲农”，周公在《尚书·无逸》中教诲成王时就曾明确指出，“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礼记·月令》、《礼记·祭义》、《谷梁传》等典籍都曾载有周代“君子”亲农的礼仪程序。周代的“君子”还要参与狩猎，既可娱乐，又可习武，也演练了驾车本领与“进退之礼”。所以，《伐檀》一诗对“不稼不穑”、“不狩不猎”的批判不能简单理解为“不劳而获”的剥削行为，也不能等同于享乐腐朽，而是指责违背“礼”之规定的“无功而食”行为。

前面我们讲了《诗经》与周代礼乐文化的关系，下面我们再看看它与先秦外交活动的关系。在今天看来，《诗经》理所当然的是文学作品，可是，在先秦时代，人们对文学还未能自觉，人们所说的“文学”一词是指学术、学问的意思。既然对文学缺少自觉意识，先秦时代《诗经》被人们看重的便不是审美价值而是实用价值，其实用价值主要体现在外交活动上。

《左传》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听讲），引出先秦外交中的“赋诗言志”。我们现在还有一个词语叫“断章取义”，先秦人就是通过“断章取义”的方式在外交时含蓄表达意图与情感的。在前面的故事中，国子所赋《辔之柔矣》义取“宽政以安诸侯，若柔辔之御刚马”，子展所赋《将仲子兮》中有“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等句，子展便不妨“断章取义”，委婉地劝谏晋国不要一意孤行，要考虑到各国舆论——“人言可畏”。

下面，我们再来谈一谈《诗经》的艺术特点。以“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来概括它的现实主义精神固然不错，不过毕竟流于简单化。正如俄国作家陀思陀耶夫斯基所说的，现实主义并不是生活的摹本，而是在熟视无睹中发现惊悚，在衣食住行中发现被掩蔽的真实。以 “歌其食”、“歌其事”论《诗经》并不是提升了《诗经》的地位，反而是对一些艺术水平并不高的作品作了不相称的褒扬。其实，倒是“赋”、“比”、“兴”的运用，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

有首诗大家既使不会背诵，也一定知道其中的一句“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首诗便是《诗经》中的《秦风·蒹葭》。“所谓伊人，在水 …… 此处隐藏：26127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