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关于信访制度的争论与完善(6课时)(5)

第二阶段（改革开放至90年代初）

《党政机关信访工作暂行条例（草案）》的制定开创了信访制度新时期，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后，“文革”遗留问题被突击性解决，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逐渐恢复正常，针对这一情况，1982年2月国家及时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通过了《党政机关信访工作暂行条例（草案）》

和《当前信访工作的形势和今后的任务》，这也标志着我国信访制度逐渐走上了正规化道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条例（草案）》共六章二十一条，为信访机构设置、信访工作人员的配置、办理信访事项的原则和方法提供了依据，省市级以下（包括省市级）党委和政府可以联合设立信访工作机构，也可以分别设立信访工作机构，各大部委及县级企事业单位可以设立信访工作机构，或配备专职信访干部”。《条例（草案）》还规定信访工作要遵循“分工负责、归口办理、件件有着落、有结果”的原则，对于涉及到几个部门、情况又比较复杂的信访问题，应由党委或政府负责同志组织有关单位联合办理。处理意见不统一的，原则上由党委和政府出面主持，会商办理，并设立了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

为了适应新信访形势的需要，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信访秩序，1995年10月28日，是信访工作标志性的日子，国家颁布了《信访条例》，这是我国第一部信访行政法规。《信访条例》的出台是对建国以来信访工作中的经验和做法的一次全面总结和肯定，是国家在信访工作规范化、法制化方面做出的重要努力和尝试。从《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到《国务院关于加强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工作的指示》到《党政机关信访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到国务院《信访条例》，信访制度的发展过程是一个边实践探索、边向法治轨道靠近的过程，国家将致力于建立一套系统而权威的规范信访活动的法律制度，将信访逐步推向法治化。

4代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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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8日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指出，信访是反映社情民意的“晴雨表”，当前群众通过信访渠道反映问题的意愿仍很强烈，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新时期信访工作。[3]

2014年3月11日，全国人大代表、怀化市长李晖向大会建议，加强信访工作的顶层设计，加快启动信访立法，从国家层面进一步完善信访工作制度，厘清信访制度与其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边界。[3]

李晖介绍，目前信访工作主要依据2005年国务院颁布的《信访条例》来开展。《信访条例》只是一部行政法规，在法律体系中地位和等级较低，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信访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现行信访工作法规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不相适应的情况逐步显现，特别是信访工作的法规和政策性文件比较零散，不便于执行和规范工作。[3]

5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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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2005年的信访排名制度，因为与地方党政领导升迁直接挂钩，造成地方信访压力很大，被指导致各地信访部门不惜采取各种手段“截访”，甚至雇佣“黑保安”，设置“黑监狱”，发生恶性事件。取而代之的是，中央与地方之间建立点对点的通报机制，完善信访约谈制度，帮助地方反省问题，研究对策，督促落实解决信访问题的责任，确保对群众的合法合理诉求解决到位。

一位西部省份信访局副局长证实，国家取消信访排名通报制度已经在全国范围内铺开。“取消排名确实减轻了工作压力。”该副局长说，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该省已经取消省级对地市级的“信访排名”，“让各个地方有更多的精力去处理发生在当地的信访案件，而不是把精力用在去搞公关、抹数字上”。[1]

（注：具体详细内容请翻阅参考资料：[1] ）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建立网下办理、网上流转的群众信访事项办理程序，实现办理过程和结果可查询、可跟踪、可督办、可评价，增强透明度和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