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开创文学理论的新时代(2)

　　
　　毫无疑问， 姚着在宏观视野上的掌控力和表达力， 所体现出来的大格局大境界令人赞叹不已。姚着建构的包容万象的学术景观是与晚近中西方文学理论中的经典命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换句话说， 之所以对晚近文学理论做出“向外转”的坚定判断， 是牢牢建立在对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思潮、重要理论家的具体理论， 以及21世纪初中国文学理论研究“文化转向”分析的基础之上的， 探微索隐， 见微知着。因此， 以俄国形式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文学性”为出发点， 探究和辨析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关系问题， 来为言说文学理论“向外转”寻找合法性的学术基础。正如姚着所言：“从宏观上看， 百年文学理论的发展演变还有其内在机理和总体路径，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机理和路径都以俄国形式主义为起点， 都受到‘文学性’问题现代性内涵的规定。” （1） 这直接导致了一种文学理论研究的连锁反应。此种强烈而具体的问题意识， 引诱和撬动了对文学本质的再认识、文学理论与后理论、文学理论与文化政治、文学形式与政治、文学经典与文化权力、文学理论与话语更新、大众文化批判等经典问题的重新思考。对于每个经典理论问题， 姚着都要细致考察理论的问题意识， 将其放在具体的学术语境和时代背景中还原其发生和变化的内在机理， 准确透视理论演化的趋势。比如论述“从文学理论到理论”这一章节中， 以描述的方式， 将晚近文学理论的热点问题如现代性问题、全球化问题、文学经典问题、失语症问题、文学终结问题、文学边界问题、文化转向问题等， 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跟文学互不相干的问题却成为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从文学文本中产生， 也不是解决文学创作规律问题， 而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基本不再阅读文学作品， 更多的是关注哲学、文化学、历史学、心理学、符号学、语言学、现象学、解释学、生态学等。面对文学理论距离文学越来越远的现实， 姚着直接剑指20世纪6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究竟发生了什么， 并在此追问的基础上回答文学理论走向理论是当时学术史的变革和后现代文化氛围中人们价值取向转变的结果。一个最基本的认知和判断就是“理论要自由得多、直接得多， 它并不限于文学， 而且贴近新鲜活泛、生生不息的社会现实， 直接介入和干预人们的实际生活， 从而在行动性、实践性上更盛于文学理论” （2） .显然， “理论”具有的这种优势是整个晚近西方文学理论“向外转”的呼应和支撑， 也是为此作出总体判断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 姚着在微观建构的过程中， 并不是断章取义， 堆砌概念， 而是在文学理论发展变异的细微之处， 在原初语境和现实境况的比照中， 深度挖掘和论证“向外转”的典型性表现特征， 识契真要， 四两拨千斤， 不失大气。除此之外， 姚着在全面而深刻地把握晚近文学理论发展大势的过程中， 能够将抽象的理论问题与具体的社会问题、文学文本结合起来， 一方面以文学理论的知识立场回应社会上关切的现实问题， 比如身份差异、性别权力、文化权力。在分析文化政治的中国问题时， 姚着在层出不穷、俯拾即是的文学作品中抓住了旅美作家严歌苓的小说《吴川是个黄女孩》和中国当代着名作家范小青的小说《城乡简史》， 分别将种族差别问题、城乡差别问题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来透视和思考中国社会现实中的文化政治问题。另一方面又将具体的现实问题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批判性地阐释和建构文学理论发展的“深层机理”, 比如文学经典的发展和当代建构， 其具体发展变化和演变的规律是在文学经典之争的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总结出来， 指出文学经典之争已经演化成为“一种文化权力的博弈”“审美的、艺术的基本机制取向与功利的、实用的实际价值构成了文学经典建构的两极”, 文学经典总是在“这两极之间来回摆动”.在姚着的论述中， 文学经典在中国和西方， 文学理论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清晰可见。这也是对晚近文学经典之争在理论上的强有力的回应。
　　
　　如此这般， 姚着既有宏大视野的铺陈， 直指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大势， 也有微观层面的透视， 汇聚晚近文学理论研究重心转移的主导性力量；既有宏大理论的推演， 以“深层机理”作为探究文学理论转换的引擎， 点燃了文学理论研究转向发生的各种元素， 又有微观问题的建构， 将表征晚近文学理论变化的构件进行逻辑组合并形成合力， 展现晚近文学理论转换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因此， 宏大视野与微观透视始终相向而行， 相互补益， 相得益彰。从这个意义上说， 该着彰显了作者宽广的学术思想视野和非凡的学术智慧。
　　
　　二、西方论域与中国问题
　　
　　进入新时期以来， 我们在吸收和接纳西方文学理论思潮和流派的过程中走向了“滥用”和“泛化”的道路， 逐渐陷入“失语症”的困境， 无论在本质主义立场的坚守上， 还是在非本质主义观念的争斗中， 面对中国文论问题都显得束手无策， 甚至哑口无言。失语症“是一种文化认同焦虑的表征。这种焦虑自近代以来像一个幽灵始终萦绕在文化共同体中。说穿了， 这是一种对中国文化‘他者化’的忧患意识” （1） .在我看来， 在全球化的今天， 要想走出这一窘境， 并不是要有意避开西方文论的话语系统， 直接滑向或建构自己的文论体系， 而是在保持中国本土文论话语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基础上， 以对话、共享、互补和协作的方式实现中西方文论发展的双赢。进一步说， 晚近文学理论的研究需要重新考量欧美文学理论学术新潮与中国问题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 姚着跳出了文学理论本质主义与非本质主义的纠缠和对立， 直面中国现实问题， 为我们走出集体“失语”的困境提供了一种可能， 同时更为我们探索和考量如何对待国外学术新潮的问题， 实现西方文论中国化， 提供了一种成功的范型。正如作者所言：“我们对于上述每一个问题的研究， 最终都归结到中国问题， 包括中国的文学问题、文化问题乃至社会问题。” （2） 这是姚着的立意和着力之处， 充分体现出作者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学术担当。
　　
　　对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认识和对文学理论问题的整体性把握， 是深刻洞察和高度提纯中国问题的基础。姚着认为， 21世纪初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 预示着中国文论从新中国建立以后的政治诉求、新时期的审美诉求， 过渡到当下的文化诉求。而以文化诉求为主导性特征的中国文论与以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的“向外转”为大趋势的晚近欧美文论不期而遇， 其中聚焦的一个关键领域就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介入对于这一新的转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它推动了文学理论走出了自我封闭的境地， 挣脱了纯粹的文本、语言、形式的禁锢， 打开了通往时代、历史、社会、现实的大门， 重新磨砺在形式主义时代长期收敛、趋于萎缩的思想锋芒， 剑指种族、性别、阶级、政治、道德等方面的重大问题， 从而积极参与和介入当今历史舞台轰轰烈烈上演的变革进程， 这既是文学理论的日日新之路， 也是人文学者的接地气之机” （1） , 其旨趣所在就是“文化政治”.在姚着看来， “文化政治”是“后阶级政治”, 但与“阶级政治”不同。如果说， “ …… 此处隐藏：1957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