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环境保护宪法化的借鉴与启示(5)

　　中国目前仍然是发展中国家， 发展历来是宪法的中心议题。在2004年人权入宪以来， 人权成为国家发展的正当性基础， 因为它“突出了人权在国家生活中的坐标与功能， 使人权从一般的政治原则转变为统一的法律概念和具有独立规范价值的宪法原则， 预示着国家价值观的深刻变化” （1） .尽管近几年来， 随着绿色发展理论的提出， 环境保护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得到不断提升， 但亦不能走向极端的生态中心主义。新《环境保护法》第4条已经将保护环境上升为基本国策， 而且将原来的“使环境保护工作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协调”改为“使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笔者认为如此定位环保的重要性已经足够和适当， 不过仍有学者批评新环保法低估了环保的重要性。必须注意到， 过分拔高的生态主义不仅会限制国家的发展， 也会给个人造成过度的环保负担， 极大限制其他基本权利的实现。

　　（三） 宪法环保条款的实施应当多样化

　　环境宪章通过多种方式得到了有效实施。宪法审查、环境立法、环境政策与环境教育等各种途径都有效促进了环境宪章的各个条款尤其是环境权条款转化为实际行动。就此， 中国学术界仍然存在一定误解， 比如认为其“对宪法环境权‘主观权利化’的努力， 目前尚无明确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案例， 并未具备直接适用的司法效力” （2） , 并进而完全否定宪法环境权条款的直接效力和独立性。在一般意义上， 由于环境权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宪法确认， “环境权的司法救济将是二十一世纪环境权研究的重心” （3） .实践中， 以环境人权为核心的宪法环保条款经由释宪机制正逐渐形成部门宪法意义上的环境宪法， 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以及其他活动均受其拘束和指引， 由此整个环境法或者与环境有关的法律统合在环境宪法之下， 并发展为以环境人权为中心的较为系统的规则体系。

　　在中国， 宪法环保条款主要通过环境立法得到落实， 途径较为单一， 而且宪法环保条款更是难以与宪法审查相勾连， 因此难谓具有直接效力。由于立法者在环境立法过程中只看到了国家环保职责， 而没有看到宪法的人权条款， 环境保护法对环境人权的确认和保障仍不充分。尽管早有学者提出中国环境立法一直以来“过于强调国家的环境保护权力忽视公民的环境权， 使得公民的环境权保护要求缺乏法律依据” （1） , 但新《环境保护法》仍然存在“环境权的宣告和认可不充分” （2） 等问题， 既没有在总则中明确宣告环境权， 也未建立环境权的全面保障机制。由于立法过程中的缺失， 环境人权未能成为指导国家环保活动的根本准则， 环境权的救济机制也面临一定障碍。“在司法实践中， 大量的以环境权为诉讼理由的判决遭到了否定。” （3） 这种不利情形既有实体法的原因， 如环境权的实体法宣告不明确， 也有程序法与诉讼体制的原因， 如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缺失， 以及环境侵权本身的特殊性没有得到应有考虑。这些问题值得中国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 并且从体制上推进环境权保障机制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