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后殖民翻译研究中的杂合

后殖民

论后殖民翻译研究中的杂合

摘要：在后殖民的翻译研究中，“杂合”作为一种新的翻译策略，是必然会在语言文化的交流中出现的。在经过归化和异化

的翻译策略的选择之后，杂合因经过对语言文化的有效吸收和融合，获得一些新的不曾具有的优点，也为更多的翻译研究者所提倡。适度的杂合能实现对弱势文化的优化与超越，对强势文化的抵抗，也是后殖民语境下弱势文化由弱变强的必经之路。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杂合；翻译；文化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后殖民研究在我国的人文科学领域呈

现热门之势。而后殖民翻译研究，在众多的后殖民研究成果中，属小荷才露尖尖角；然而其新颖独到的视角和锋芒尖锐的批评使得翻译研究者越来越深入其中。谨以本文所浅谈的杂合理论作为对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的研讨和尝试。

一、后殖民主义和后殖民翻译研究

“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西方文化界和文学理论界异军突起、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新理论思潮之一，它以萨义德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1978）的出版为成熟的标志。作为一种激进的理论批评话语，后殖民理论首次将西方对东方进行文化殖民的事实及后果纳入其研究范围。作为一种多元文化理论，其深受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的影响。它主要研究殖民时代结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以及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国家民族文化等问题在后殖民语境中的新面目。可以说，后殖民主义关心的是文化地位的差异以及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权力斗争。后殖民中的翻译研究也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该理论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审视不同历史条件下翻译实践，认为不同的文化间存在着权利差异；关注隐藏在译本背后的两种文化间的权力斗争和权力运作，旨在通过描述存在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种族和不

同语言间的不平等、不对称的关系来深化对翻译实

践的认识。其最直接地建立于解构主义、阐释学、多元系统论、描写主义、目的论和新历史主义基础之上，以权力差异理论为先导，借助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描写的方式观察、研究和解释权力差异语境中译者自觉与不自觉的价值取向、翻译行为和策略选择。在后殖民研究视角下，翻译研究的启示在于翻译作为殖民文化的产物，是文化帝国主义思想观念及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对外进行霸权扩张的工具，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在权力差异语境中不平等对话的产物。

二、翻译中“杂合”的必然性

杂合理论，在后殖民研究中，已给予翻译研究以新的启迪。“杂合”（hybrid）这一术语最先应用于生物学领域，根据《牛津英语词典》的记载，指“不同种、属的两种动物或植物的后代”。汉语中一般译为杂交。后来电子学等其他自然科学的学科也使用了这个概念。“杂合”在这些学科中都是指具有发生交流的两方的特点，但又与两方都不相同的混合体，而且这种混合体还具有其母体各方不可比拟的优点。英国著名后殖民主义理论大师霍米 巴巴（HomiK Bhabha）将“杂合”（hybrid）的概念引入后殖民主义研究。他在其代表性著作《文化的定位》（TheLocationofCulture，1994）中阐释：“杂合性”（hybridity）是“殖民权力生产力的标志，它表现出了所有存在于被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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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706作者简介：姜蓓蓓（1981

后殖民

第3期姜蓓蓓：论后殖民翻译研究中的杂合89

视与压迫场所中的必然变形和置换。”“杂合化”（hy-bridization）则指的是“不同种族、种群、意识形态、文化和语言互相混合的过程。”巴巴反对传统翻译理论研究中僵化的二元对立（归化／异化），认为在二元对立的两极之间存在着一个“第三空间”。当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进行交流时，双方如果不是在一个“第三空间”进行“谈判和翻译”的话，是不可能获得相互理解的。这个“第三空间”的语言和文化产品就是经过杂合化的产物。

各民族文化都会与其他某种文化发生联系，而翻译是两种语言文化之间进行交流的重要渠道。在翻译过程中，用一种语言文化把另一种语言文化的文本再现出来，译文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两种语言、文化的特征，也就必然会出现两种语言文化的“杂合”现象，尽管杂合的程度不尽相同。所以，“杂合”是文化的重要特征。翻译中文化“杂合”的微妙作用不仅在于通过沟通来增添“普遍性与共识”，而且通过移植把异质文化的陌生性转移过来，促进本文化对他文化的容纳、借鉴和吸收。然而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往往存在着显著差异，两种语言系统之间也不存在完全对应的关系。不同的文化源流，不同的语言结构，以及不同的思维方式造就了语言之间的异质性、差异性。这种异质性决定了“杂合”是译文的一个重要特征。在翻译的现实过程中，有很多译者试图用地道的目的语进行翻译，并力图把原文中所有的差异性都化解掉，但在多数情况下译文还是会带有原文的痕迹。不是译者能力不够，而是有些语言、文学和文化方面的差异是普遍存在的。来自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们往往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叙述模式、语言结构和文化渊源，而这些差异不可避免地会在译文中反映出来。更言之翻译的目的在于将他文化中的差异性传达过来。翻译交流或（跨）文化交流之所以产生，正是为了满足文化的需要。所以当译者要想把具有异质性和差异性的原语文本用目的语语言再现出来，则应尽可能多地传达原语语言信息、文学和文化的“陌生性”，而各种文化应通过翻译这一媒介进行交流、互补乃至融合，形成世界文化“多元互补”的格局。

域文本的“陌生性”降低到最低程度的翻译策略，倾向于用译入语文化的成分来取代这些成分，很少保

留异质性的成分，不利于译文的杂合。异化法（for-eignizingmethod）是指译者为了故意对目的语文化的规定进行冲击而保留原作中的一些“陌生性”的翻译策略，倾向于把原文中的异质性成分引进到译文中来，通常会使译文变得杂合。译者在文章翻译的过程中对归化和异化这两种策略的运用决定了译文杂合度的高低。若文章的翻译主要采用归化的策略，就决定了译文的杂合度低，可接受性的译文是归化的结果；相反文章的翻译以异化的策略为主，译文的杂合度就高，充分性的译文则是异化的展现。而译文读者的感受也能判断译者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的采用。但实际上任何翻译，归化与异化的两种翻译策略，无论是表现在语言形式上，还是体现价值取向中，甚至是展现在翻译技巧里，都顺其自然地会向目的语输入一种文化他性，都会对目的语文化的主流价值观造成冲击，产生文化的杂合，那么一种文化相对于另一种文化而言在“异”的程度上也是变化的。

通过杂合来加以审视归化与异化的问题，两种翻译策略都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然使用的，这也更加符合文学翻译的规律。杂合到一定的程度和形式之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不再受限于原语言的形式，在充分理解原文的基础上，能动地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把原文的内容和思想行云流水地用目的语表达出来。而这就是现今翻译界比较推崇的一种“再创造”翻译策略，其看似和杂合是矛盾的，但实际上“再创造”并没有排除杂合的可能性。“再创造”并非任意自由，而是有很多限制因素，许均先生曾强调，“再创造”有一个度的问题“总有个依据，要有个分寸，要尽量避免增加原作没有的东西”。所以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不是异想天开地进行再创造，而是在有限的基础上脚踏实地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也要考虑原语言的表现形式和词句的独特之处，译文杂合的可能还是存在 …… 此处隐藏：2915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