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述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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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制约。

王笛在考察了清末民初茶馆在市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后指出:茶馆为成都市民的“公共生活”———家庭圈子之外的活动提供了最重要的场所,没有任何一个公共空间能像茶馆那样容纳从

多数城市都有“中山公园”这一现象上“中山”,作为一种国家政治符号通过公园进一步深入到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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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常生活中。

四、妇女史研究领域拓宽

与社会史的其他内容相比,近代妇女史是开

展比较早的一个研究课题。从1981年开始,全国妇联及各省市妇联妇运史研究室就陆续创办了不定期刊物“妇运史资料”,史的论文也不在少数。80年代中,、义和团、,“三大高,有明显的依附于政治史的痕迹进入90年代以后,妇女史研究领域拓宽,突出表现在关于妇女生活的研究专著的出现。1990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吕美颐、郑永福合著的《中国近代妇女生活》,是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部近代妇女生活史方面的专著。该书从妇女的放足、婚嫁、宗教信仰、服饰、城市妇女、农村妇女等方面,论述了妇女的生活情景,并且力图用计量的方式,展现这些实况。与此类似的学术专著是罗

(上海人民出版社,苏文的《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

1996),该书考察了在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商业社会转化之际,大都市、小城镇和乡村各类女性群体的变化。

十多年来,有两个问题备受关注:兴女学和不缠足,这是西方影响下中国早期女权运动的两项主要内容。

兴女学的研究集中在女子教育的发展、教会学校的影响、女子的留学教育等方面。王美秀指出: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始于教会女学,但它的真正发展是在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期间。至2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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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女子教育趋于完善。郭卫东指出:基督教在华办学不是从男子入手而是从女子教育肇始的,其开办的最早的正规学校是1834年的澳门女塾,而不是人们所熟知的1839年的马礼逊学校。直至1920年北京国立女子高师完全建立之前,中

国境内的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全部都是新教教会所

上层精英到底层民众各个社会阶层,自得地相处在一起,力在这里寻找雇主,、的表面现象,又是各种,它是市民的“会客室”、“自由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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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和公共空间。

在精神生活和消闲娱乐方面,许敏分析了士、娼、优三种人的生活方式及相互关系的变化,认为随着商业城市市民闲暇文娱生活的演变,人们的身份观念发生了变化,士、娼、优成为具有浓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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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色彩的特殊阶层和市民生活的示范。张敏认为,晚清眩人眼目的妓女着装之所以会成为引导上海女子服饰变化潮流的领头羊,是因为妓女的特殊地位使社会上层对她们给予了对常人所没有的宽容,而上海各界又允许妇女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出入剧场以及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出于爱美天性以及在公众面前的形象需要,良家妇女纷纷效仿妓女服饰,形成推陈出新、日新月异的上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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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服饰。

陈蕴茜考察了清末民国各地公园的建立及公园的公共娱乐作用的发挥等问题后,指出:清末民国娱乐空间的变化是多层面的,不仅表现在地理与场所意义上的旅游娱乐空间得到拓展,而且政府通过娱乐空间向民众灌输现代观念和意识,使公园具有政治和教育的功能。突出表现在全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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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研究生社会史课

设办。中国传统社会轻视女子教育,教会学校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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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了这种传统。关于女子留学教育,主要论文有谢长法的《清末的留日女学生》,郭常英、苏晓环的《近代中国女子留学探析》,[29][30]专著有孙石月

(中国和平出版社,的《中国近代女子留学史》

1995)。

开始于清末的不缠足运动,既是移风易俗的一端,也是妇女解放的分支,是近年研究的一个热

[31]点。杨兴梅近期发表的几篇文章,从三个方面推进了这一问题的研究:(1)她把这场运动的研究在时间上从清末民初推向民国中期;(2)注意了官方的举措和作用,而不仅仅限于民间;(3)注意从民众审美的角度考察了缠足与反缠足两种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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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

她发表了许多颇有见解的论著。

五、灾荒问题成为研究热点

灾荒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研究的热门

问题,近年来的可喜现象是向赈灾方面深入。

1990年李文海主编的《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此书详细介绍了1840—1919年间历次重大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范围、程度,和措施。,正、续两编合计万字《中国近代十

,1994),在“无年不灾”、

此外,的近代中国,选择了10次规模最大的

萍认为:晚清妇女的就职,灾荒,尽可能对受灾情况、受灾人口进行统计,弥后是女教师、,因补了历史资料对灾害限于笼统描述之不足。从。1990年以来,尽管灾荒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到20、图书馆员、医生、护绩,但对于赈灾的研究很少,近年来有关赈灾的研士、编辑、翻译、会计、律师、文秘等脑力劳动者中,都不乏女性身影,国家法律已确认妇女的职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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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权。熊月之指出:晚清上海是女权主义实践相当突出的地方,有五个特点:妇女就业人数众多,妇女出入社交场所比较早而且普遍,婚姻自由较早酝酿,不缠足运动的中心,女学普及以及妇女报刊众多。晚清上海女权主义丰富的理论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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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使之成为五四时期女权问题的先导。

夏晓虹考察了1907年发生于北京而哄传全国的男女学生通信事件,借以探讨新学界在男女交往中自觉的边界设置,以及由此体现出的晚清女性在新教育与旧道德之间依违离合的现实处境。她指出:传统女德教育虽因晚清女学堂的创立而出现缺口,却并未完全退出新教育的课堂,且在相当程度上为新学界所刻意奉守。特别在男女交往、恋爱婚姻一隅,女性的态度尤为持重。晚清新教育与旧道德的调和与折中,在最为敏感的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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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交往与自由婚恋问题上极具典型意味。夏晓虹是一位近年研究有突出成绩者。从1995年出

(作家出版社)到2004年版《晚清文人的妇女观》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

究,开始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灾荒史的研究不应局限于自然灾害本身及其后果,而应该包括政府与社会的救助行为,这是在灾荒史研究初期学术界的共识,并有一些研究成果,[36]但深入研究是近几年的事。杨剑利以“丁戊奇荒”为切入点探讨了晚清社会的救灾活动。他指出:1876—1879年北方地区的“丁戊奇荒”,灾民1.6亿人,死亡1000万人,灾情之重,时间之长,世所罕见。清政府无力负荷救济灾民的重担,于是新兴商人阶层出面号召救灾,发起中国近代第一次大规模的义赈活动。义赈是晚清非官方社会保障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这次大灾为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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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民间的义赈由局部发展为全局。义和团运动时期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华北地区的难民问题引起江南社会的广泛同情,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组织了中国近代第一次跨地区的社会援助活动。李文海、朱浒研究后指出:促成这次社会行动的社会基础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机制,主要有三条社会脉络组成:江南地区自明清以来的慈善传统,晚清形成的以江南为中心的义赈实践,西方红十字会公益事业对中国的积极影响。

这次社会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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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是中国地方传统与西方影响的结合,展示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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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近代公益事业产生的独特途径。

毕素华认为,民国时期的赈济慈善事业,不仅有比较完善的官方管理机构和社会众多的慈善组织,而且有比较完备的成文法规和组织制度。在实际运作上,在救灾赈灾、安老育幼、扶孤助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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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 此处隐藏：3116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