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入制度反腐新阶段

中国转入制度反腐新阶段

熊光清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腐败问题变得非常严重，并且很长时期以来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来看，经济领域改革的力度非常之大，而政治领域的改革则显得比较谨慎；但是，对于反腐败，这一决定有许多亮点，相关规定和措施一旦实施，中国反腐败的方式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将从运动反腐阶段转向制度反腐阶段，使腐败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如果说反腐是政治改革的话，这意味着中国政治出现了一种崭新的变化。

第一，中共已经具有明确的制度反腐思路。《决定》共分16部分，其中第10部分是，“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这一部分明确指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这里非常明确的强调了以制度规范和约束权力的极端重要性。这一部分规定的措施，也都是从制度建设方面展开的，一是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二是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三是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每个方面都突出了制度的重要性，所要采取的措施也很有针对性。这部分最为核心的思想，就是以制度规范和约束权力，并以此推进反腐败工作。 即使是具有运动色彩的反腐败行动，中共也要求使之常态化和制度化，即，通过制度形式使之巩固下来。例如：对于中共开展的群众路线学习和反“四风”运动，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场运动，风过了，运动就过了，以前怎么干还是怎么干，不会有什么变化。但是，从《决定》可以看出，中共决心要把群众路线学习和反“四风”运动的成果制度化和常态化，要通过制度建设巩固运动的成果，这无疑会促使政府机关和领导干部，把改进工作作风转变为一种常态，并形成为长期机制，使他们必须做到“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

第二，中共正在不断加强反腐败的制度建设。虽然中共一直主张不学习西方三权分立那一套，但是，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分属不同部门管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并且这种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手段，对于防止权力腐败确实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我们可以发现，中共在其重要文件中，多次强调“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这次《决定》提出，“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要“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这表明，中共并不完全否认“权力制约”精神的核心内涵，他们认识到了，以权力制约权力可以防止滥用权力。就下一步举措来说，重要的是，在现行体制下，中国如何探索党内不同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以及政府机关内部不同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从而推进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制度创新。 对于社会比较期待的实行纪检机关的垂直领导问题，这次《决定》顺应了社会的呼声。《决定》提出：“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也就是说，纪检机关实行垂直领导与平级领导的双重领导机制，这对于加强纪检机关对同级党委和政府的监督与检察作用，将会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并且，在实际工作中，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趋势，纪检机关更多地受上级纪检机关的领导，这无疑会改变当前同级纪检

机关无法监管同级党委和政府的局面，从而加强纪检机关的权威与权力，增强反腐败的组织与制度保障。

第三，全面深化改革的其他诸多措施有助于制度反腐。《决定》中其他方面的措施与制度，也会加强对权力的规范与制约作用，从而有助于从制度上防止腐败。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进一步简政放权，大幅度削减行政审批权，这些都会减少政府控制的实权，从而使领导干部寻租的空间大大减少。《决定》指出，要建设法治中国，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这也无疑有助于制度反腐。

此外，《决定》指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发展基层民主。这表明，中共并没有放弃民主政治建设的方针政策；相反，通过增进民主，可以提高中共执政的合法性，也可以增强制度反腐的有效性。《决定》在论及党的建设问题时指出，要完善和落实领导干部问责制，完善从严管理干部队伍制度体系。从这里也可看出，中共着力于制度反腐的深刻用意。

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中共如果能在制度反腐方面做出成效，扭转腐败难以遏制的趋势，就不仅能为中国未来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与制度环境，而且可以提升中共执政的合法性，确保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

作者是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