鳌头通书 择日通书之脉络分析与研究——以《钦定协纪辨方书》为

鳌头通书择日通书之脉络分析与研究——以《钦定

协纪辨方书》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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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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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裕盛：择日通书之脉络分析与研究——以《钦定协纪辨方书》为中心

指导教授：欧崇敬博士

民国96年5月18日

南华大学宗教学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

摘要

中國人在天人相應的思想影響下，崇尚陰陽五行，於戰國中晚期以來，擇日

（也叫選擇）是一直流傳於中國民間社會的一種術數，利用星占的法則以預卜吉

凶休咎，善作趨避，對於社會的各種活動有著強大的影響作用。最早發現「擇日」

這個詞語的典籍，是《禮記》「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由此可見，中國人

對擇吉思想的篤信，導致擇日（選擇）術得以在時空上長期制約了社會中的許多

活動，也可以說重視日子宜忌的傳統，一直流傳在中國的社會中，一直影響中國

人的日常生活的各項行事。人民為了趨吉避凶而選有擇吉日與方位，先看曆譜，

再看各種《日書》之類的的時日禁忌書，其行事內容廣泛，包含生活各個層面，

因此在各個朝代都會有司天監人員來觀測天象，修訂曆法，及時日禁忌書。

在《禮記》中嚴格規定時日禁忌的用處，使得不違背禮制，以此整合社會。

秦漢時代的官員如果不注意禁忌，很難與一般人民發生直接關係，得到統治的結

果。所以秦漢時代官吏不但以《日書》為生活參考，而且也將《日書》作為輔助

政事的工具。每個朝代依靠曆法家來頒布曆法（奉正朔），依此民間才有《時憲書》、《欽定協紀辨方書》、《鰲頭通書》、《象吉通書》、《永吉通書》等擇日通書的產生，讓人們依「天、地、人、事、物、時」的不同而加以選擇，做為趨吉避凶

的參考。

擇日就是為了滿足個人心理的需求，同時反映出人對生命中無助的現象。我

們若深入研究其內容，我們會發現擇日活動中選擇吉凶，只是一種表面現象，而

選擇神煞才是擇日文化的實質和真相。本研究主要對現今選擇通書所依據《欽定

協紀辨方書》的介紹並分析其章節脈絡，對擇日名詞做解釋並了解其通書文化；

並對坊間擇日通書脈絡做現況分析並了解其通書文化，最後比較臺灣坊間的通書

與《欽定協紀辨方書》的異同。

透過《欽定協紀辨方書》的研究，我們在對擇吉術的理論、原則和方法等會

有系統的認識與了解，對於擇日通書的脈絡的認識和研究，具有啟發性價值。

關鍵字：選擇、擇日、欽定協紀辨方書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背景

中國人在天人相應的思想影響下，崇尚陰陽五行，於戰國中晚期以來，擇日

（也叫選擇）是一直流傳於中國民間社會的一種術數，利用星占的法則以預卜吉

凶休咎，善作趨避，並用來占卜年月日時的吉凶和決定從事的事情的宜忌，對於

社會的各種活動有著強大的影響作用，舉凡入學．安床．裁衣．沐浴．剃頭等日

常行事，均依日子的吉凶來行事。最早發現「擇日」這個詞語的典籍，是《禮記》

「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由此可見，中國人對擇吉思想的篤信，導致擇日

（選擇）術得以在時空上長期制約了社會中的許多活動，也可以說重視日子宜忌

的傳統，一直流傳在中國的社會中，一直影響著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的各項行事。

在中國出土最早的《楚帛書》1中主要講順令、知歲、四時，並按十二月排列，用

一套特殊的月名表示十二神所當的辰位，並敘述各月的宜忌。書中分成三部分2，

並說明選擇的理論，此為選擇術具有最要的意義。秦簡《日書》3中可以看到古人

與大自然相處的對待態度，在秦朝當時的占時擇日等活動已非常盛行。例如：秦

簡《日書》中所舉的五行的說法：金勝木．火勝金．水勝火．土勝水．木勝土．

東方木．南方火．西方金．北方水．中央土。在其中所舉的是有關五行的說法，

將五行與方位相配並列出了五行相剋的具體內容，可見當時五行學說已相當發達。

擇日（選擇）的起源，遠在中國較早的典籍《爾雅．釋天》中用了一套特殊

的月名－正月為陬，二月為如，三月為寎，四月為余，五月為皋，六月為且，七

月為相，八月為壯，九月為玄，十月為陽，十一月為辜，十二月為涂。用來表示

十二神所當之位。《周禮》曾記載了「春官宗伯」、「地官司徒」、「夏官司馬」

等官員的職責，他們的活動其實都與堪輿、曆算事有一定的關聯。按《左傳桓

1《楚帛書》通常又叫楚繒書或楚絹書，於湖南長沙東郊子彈庫盜掘出土，現藏於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此帛書長38.7、寬47 厘米，筆者所引為李零所整理。

2《楚帛書》由內層甲篇、乙篇及外層丙篇三篇文字組成。

3

本《日書》為睡虎地秦簡《日書》。於1975 年12 月在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墓中出土。共有竹簡423 枚，約一萬八千餘字。筆者所引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鄭卜五先生所發表之資料。2

公十七年》記載，「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日御即後來從事堪輿與

選擇（擇日）的日者。漢以來的帝國統治者，以事關國是（如國祭祀及喪娶事）

為由，更是特別重視堪輿和選擇（擇日）活動。如《史記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載漢武帝聚會五行家、堪輿家、建除家、叢辰家問事。《漢書數術略》曰：「數

術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後漢書》卷二五載東漢日官主「掌奏良

日及時節禁忌」。唐朝的《陰陽書》很多，唐太宗命呂才與一些學者共同整理，

他們在原有的四十七篇《陰陽書》的基礎上，將另外的書籍加以刪改，又得到五

十三篇，二者合一成為《陰陽書》，並由唐太宗詔頒天下，作為全國遵循的標準。

宋朝沒有「司天監」，將一些風水名家納入其中（如楊惟德等風水名家都曾被授

司天監監正），擔負相度風水、相陰陽、定方向、諏吉興工等事。元朝更于至元

二十八年在各路衙設「陰陽學」，括天下陰陽戶口，仍立各路教官，有精於藝者，

歲貢各一人，果有異能，則于司天台內許令近侍。」由於曆日安排向來被統治者

視為象徵著正統的權威，乃治理大一統帝國所不可或缺是即所謂的“奉正朔”，

天命所授，故歷朝的司職堪輿或選擇的官員，一般都主導著曆書(皇曆、官曆)的

編撰權。據黃一農先生研究，為了適應民間社會擇日的需求，唐朝政府已開始雕

印官頒曆日(皇曆或黃曆)，並附上行事宜忌等內容。宋元以來的政府皆曾頒佈律

例，以處罰私造、盜印或販賣曆日者。但唐宋以來，民間因利私印官曆，屢禁不

止。直至清乾隆十六年(1751)，政府才同意民間翻刻憲書，嘉慶二十一年(1816)

始奉旨廢除禁例。4

自清初以降，「擇日通書」在民間幾乎是每一家都備有的書籍，由於其中所

載的是每一日之宜忌吉凶事項；譬如開市、結婚、喪葬?等。而民間所流傳的「擇

日通書」則不是每一本都相同，此家言吉，他家言凶，民眾茫乎不知所措。如在

《欽定協紀辨方書》序中提及：

「昔帝堯命羲和敬授人時，厥民知析，因夷隩之節後，聖有作推而彌廣，至於外事用剛日，

4黃一農著，《通書中國傳統天文與社會的交融》，載《漢學研究》第14 卷第2 期(1996 年12 月)，第165 頁。

3

內事用柔日。此皆載之經典，百王不易者也。厥後濫觴日，以訛謬術士以吉凶禍福之說，震驚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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