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关于中庸的知识

第二章——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孔子说：“有道德的君子能够做到中庸，无道德的小人的行为则违背中庸。君子之所以能达到中庸的境界，是因为他的言行时时刻刻适中。小人之所以违背中庸，是因为它们无所忌惮，肆无忌惮。”

【智慧解析】

这一篇告诉我们了“中庸”这个词的由来。它从孔子这位圣人的嘴里说出来，中庸，其实就是不偏不倚，无过之亦无不及的平常道理。孔子认为，能否做到中庸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君子是有道德的人，所以能够随时随地保持“中”的境界，也就是中和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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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中，做事情合乎中道，有一颗平常心，不急不躁。这是因为君子立身处世，不是图名图利，所以不会患得患失，急躁冒进；亦不会气人有笑人无，而是做事情求同存异，公平客观，所以是中庸的。小人却只想满足一己私欲，图名索利，沽名钓誉，未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做事情不会遵循客观规律，待人接物偏三倚四，怎么可能做到中庸呢？更没有可能得到永久的胜利！

在《论语》这部儒家重要经典中，记录了孔子对待君子与小人不同行为方式对比的看法。比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成人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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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等等，这些精辟的总结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庸之道的深刻内涵。

君子的“时中”，就好像孔子的学生子贡问孔子说：“子张和子夏哪一个比较贤德呢？”孔子的回答是，子张过分，子夏不够。子贡又问：“那么是子贡更贤德一些了？”孔子回答是：“过犹不及。”孔子以中庸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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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德，认为做事情过分和不够是同样不妥当的。“过犹不及”一词，也已经如今为我们所熟知的富于哲理的成语，在日常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都有着指导意义。比如说工作中想出成绩，不努力是不行的，这就是“不及”不行；可是为了出成绩而有过激行为，甚至不择手段，这就是“过”，两种做法的后果不相上下，都不可取。

在《登徒子好色赋》一文中，宋玉曾今描写大美人东家之子说：“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这句话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庸之道的真谛。总而言之，重用就是恰到好处的意思。

在日常生活中，做事情大道中庸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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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或者说做到恰到好处确实不容易。让我们来看这样一则小故事，对于我们理解中庸之道或许有些帮助。在英国，有一对夫妇领着5个12岁一下的小孩在马戏团剧场前的售票处排队购票。此时孩子们都很兴奋，虽然穿着便宜的衣服，但是全身上下干干净净的，手牵着手跟在父母的身后，叽叽喳喳地谈论着马上就会看到的小丑，大象，狮子。。。。。。今天晚上当然是这些孩子们生活中最快乐的时刻了。

它们的父母看上去也很神气：母亲挽着父亲的手，夫妇俩注视着他们的孩子，眼神仿佛在说：“能带给孩子如此的快乐的父母是多么伟大啊。”

当他们排到售票窗口时，售票员问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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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多少张票。他回答说：“请给我五张儿童票，两张成人票。”售票员说出了票价的总额，这位父亲好像是没有听清似的，嘴唇微微抖动了一下，问了一句：“你说是多少钱？”售票于是又说了一次。父亲知道，自己带的钱和那个数目相比，差的很远。可是，此时他怎能转身告诉五个兴致勃勃的小孩说他没有足够的钱让他们看马戏呢？这一切都被他们身后的一位男士看在眼里了。那位男士悄悄的把手伸进自己的口袋，掏出一张一百元的钞票，拍了拍那位父亲的肩膀，说道：“对不起，先生，这时从你的口袋中掉出来的！”

这位父亲愣住了，不过他马上就明白了其中的原因。他的目光中充满了感激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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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但却并没有说任何感激之辞，只是在接过那张钞票时用力的握了握帮助他的人的手。

那位在关键时刻帮助那对夫妻的人的做法可以说就达到了恰到好处的中庸的境界，既毫不犹豫的解了人家的燃眉之急，又没有因为过分张扬而给人家带来任何负面影响。

行中庸之道，其实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做事要把握分寸，合乎尺度，即使是善举，若是超过限度，也可能转化为恶。为人处世要想有所成就，有做事的分寸感十分重要。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的中庸之道也就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和最大学问了。

历史上，立下绝世功勋却由于做事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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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庸”二字而没能逃脱“狡兔死，走狗烹”的厄运的人不胜枚举，然而有一个人却是例外。清朝末年，重臣曾国藩回湖南组建湘军，先后攻克太平军控制的几个重要城市，最后攻陷金陵，曾国藩也因此而受封一等侯爵。也就是在这时，曾国藩发现他的湘军总数已经达到30万众，并且成为了一支只听命于曾国藩本人，除此以外谁也调动不了的私人武装。曾国藩深知顾命大臣功高震主的利害关系，于是开始自削兵权，目的就是要解除朝廷对他的顾虑，是自己依然得到信任和重用，也正因此曾国藩更加受到皇帝的信赖。曾国藩的“好运”就在于，他善于把握做事情的尺度和分寸。俗话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人的一生也不可能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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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春分得意，这是自然的规律，所以适可而止是最明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