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的中国还需要法治与责任政府

强大的中国还需要法治与责任政府

何怀宏

我曾在2003年1月在华盛顿对福山做过一次访谈，不久，他应邀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们夫妇负责接待和安排他的学术活动。那时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刚刚爆发，他对此感到忧心忡忡，颇不赞成。对中国那时他还知之不多，但已经有了初步的强烈印象。他去过长城和故宫。还记得在一个早春微寒的雨夜，我们数人打着雨伞，置身于紫禁城昏黄的灯光中，看着午门和大殿，似乎可以直接触摸到中国的历史，那后面有数千年的文明。我们久久伫立，默默无语，那是一个安静却让人震慑的时刻。

福山那时虽然由于发表《历史的终结？》等文章和一系列学术著作早已鼎鼎大名，但还没有专门集中地关注中国。但最近一些年他对中国越来越关心了，不仅关注中国的现实，也关注中国的历史。他后来又来过中国几次，发表了不少有关中国的讲演和文章，并且转到了西岸的斯坦福大学从事研究，据说其中的一个动因是因为在华盛顿不容易找到精研古代中国的人。

而在最近福山的新著《政治秩序的根源》的上卷“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1，中译本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今年上半年推出）中，有关中国的内容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福山在这本书中所探讨的世界政治秩序发展史是从史前到法国和美国革命前夕，在他看来，到十八世纪，真正的现代政治方能问世。从那以后，三大现代政治机构或要素才合成为完整的现代国家，这三大要素就是强大的国家能力、法治、与责任政府。

然而，这三大因素在古代就已经分别在不同的文明得到了长足的进展。其中，强大的国家能力的首次实现是在古代中国的秦朝，秦始皇通过长期的战争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强大的具有现代国家能力的国家，后来的中央王朝也基本延续了这一制度。中国很早就成功地发展了统一的官僚政府，管理众多人口和广阔疆域，并发明了一套非私人和基于能力的官僚招聘制度。但是，福山认为，法治和责任政府这两大要素在中国却一直不彰。君王高于法律，官员主要是向上负责而非向下负责。

总之，另外两大要素：法治与责任政府看来是中国的弱项。福山认为，宗教是法治的历史起源的钥匙。基于宗教的法律，存在于古代以色列、印度、穆斯林中东和基督教的西方。但唯有在西欧，独立法律机构得到最强劲的发展，并设法转成世俗形式，幸存至今。而责任政府的兴起也主要是在欧洲。但这在欧洲的发展也不是整齐一致的：责任政府（其现代形式福山实际上是将其理解为民主）在近代首先是在英格兰和丹麦兴起。所以，我们在今天不难看到，中国有强大的国家能力，但缺少法治和民主的责任政府（这里的“负责”不是指向笼统的“人民”负责，甚至不是笼统地向已经大大具体化了的“公民”负责，而是向公民团体和机构负责，后者已经构成了一种现实的权力机构）。印度有法治，又有民主制度，但传统上一直缺乏强大的国家能力。

福山的思想还有这样一些特点：他不是太相信经济利益决定一切，而是相信追求承认、认可是人们更为根本的动力。他也相信人还有非理性的一面，主张事件的原因常常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没有那种命定的必然性和单因性，且认为思想常常是起着更根本的作用。他承认宗教的巨大力量，他也关注人性，主张政治必须考虑人性，包括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性，认为人性中有偏爱亲属而又互利、好战而又遵守规则等特点。

简要地说，在历史上，强大的国家能力往往是通过战争而形成；法治是通过宗教而形成；而责任政府是通过封建对君王的限制而形成。但这并不是说，今天要形成这三大

要素也必须通过这样的途径。今天使国家能力强大的不一定是经过战争，而可能是竞争；建立法治不一定是通过宗教，而可能只是对法律的信仰；而今天的民主的责任政府也不必是 通过借助封建代表机构或宗族团体，而可以是公民团体和公民代表机构。毕竟，人类第一次摸索得来的经验，不一定要再次摸索得来。人是有理性和会学习的动物，后发国家不是一定要原封不动地走首发国家走过的道路。

福山写作这本书的最主要起因可能还是关心美国国家能力的问题，中国的读者却可从中读到中国的问题。历史上的中国并不是很缺强大的国家能力，近代以来尤其强化了国民对强大国家或者说“富强”的追求，而近年的经济崛起终于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这一追求，而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经济亮丽而政治威权的国家也多出现在东亚。但是，要在现代条件下保持持久强大，中国单纯靠经济崛起甚至加上军事的国力显然都还是不够的，它还需要一种可以长治久安的政治制度。寻求家族和党派的自利和世代延续是深深植根于人性的，所以，在传统的中国，只是到西汉找到了一种通过古代选举制度来防止封闭的世袭之后才算踏上了长治久安之路（福山对这一制度创新的意义可能估计不足）。中国政治主流在上世纪经历了对政治权力最大化的追求，在这个世纪似乎又有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倾向，而如果失去了对权力的古代约束，又没有对权力的现代约束，那么，政府能力、国家能力的不均衡膨胀就可能是危险的。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加强建设法治与民主，在尽量保持社会稳定和强大国力的同时，使中国尽力走向一种经由法治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