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老龄人口劳动参与、就业问题经验分析

2016年5月

第3期(总第296期)

ChinaEconomicStudies

May2016No.3

我国老龄人口劳动参与、就业问题经验分析

———基于CHNS面板数据

陈贵富摇摇苗馨月

内容提要: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加快,老龄人口劳动参与和就业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本文利用

CHNS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效果Probit模型分析了决定我国城镇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及就业率的诸多重要因素。实证结果显示,低龄、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男性、未婚之外的其他婚姻状况、身体健康、家庭成员16岁以下65岁以上占比低、除观察对象之外的其他家庭成员收入高、农村县区、西部地区、调查失业率低、自雇就业比率和第二产业就业占总就业比高的地区,老龄人口的劳动参与概率相对较高。低龄、大专以上毕业、身体健康、中部及东部地区、调查失业率低、自雇就业率和工业产值占比低的地区,老龄劳动力的就业概率相对较高。

关键词:CHNS面板数据;随机效果Probit模型;中国城镇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就业率

一、引言

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规模增长迅速,到2000年已经超过8700万,老龄人口绝对数量居居世界第一位。我国急速的老龄化固然与人均寿命上升有关,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这一进程。一方面,我国老龄化进程加快;另一方面,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种现象被称为“未富先老冶。

随着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劳动力人口的下降,将导致劳动力不足,进而降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从国家统计局提供的人口调查数据来看,1990年至今,我国人口总数逐渐上升,0到14岁人口因计划生育政策的普遍推行而呈下降趋势,而65岁以上老龄人口则呈逐年上升趋势,预示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人群体已成为总人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图1。抚养比指标反映了不同人口群体之间的抚养关系。虽然总扶养比和少儿总扶养比呈下降趋势,但老年抚养比则不断上升。我国老年抚养比已经从1990年的8.35%上升到2012年的12.66%(图2)。因此,积极开发老年人口劳动力,分析影响老龄人口劳动参与和就业的主客观因素,采取促进老龄人口劳动参与和就业的相关政策措施,对于缓解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压力,提高人力资本整体水平,促进经济结构转型与升级,具有十分

收稿日期:2015-04-10

基金资助: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与收入倍增计划的实现路径研究冶(13&ZD029);教育部哲学社

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地方债发行与监管机制研究冶(14JZD01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我国失业问题研究:理论与实证冶(20720140021)及“中国实践背景的现代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冶

作者简介:陈贵富,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博士,副教授;苗馨月,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硕士研究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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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20161037)。

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

图1摇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1990年-2012年)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

图2摇我国抚养比的变化(1990年-2012年)

注:总扶养比=(0-14岁+65岁及以上人口)/15-64岁人口;少儿扶养比=(0-14岁人口)/15-64岁人口;老年扶养比=(65岁及以上人口)/15-64岁人口。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二、文献综述

Gustman&Steinmeier(1984)强调了分析退休行为时部分退休行为的重要性,分析结果显示,部分退休的概率与退休金项目、强制性的退休政策、工资、健康、家庭状况、年龄相关。Berkovec&Stern(1991)估计了一个关于工作退出行为和退休的动态规划模型,并对不可观测的个人效应和工作效应进行了处理;文章根据对个人贴现因子的不同假设估计了两个不同的模型:静态模型和动态模型;结果显示两个模型都表示不良的健康状态、年龄以及缺少教育会增加退休的概率,但动态模型比静态模型表现得更好。Bartel&Sicherman(1993)验证了技术的改变将从两个方面影响老龄人口的退休决定:首先,技术变化和在职培训存在正相关性,在较高技术变化率的工业领域,工人退休较晚;其次,一个未预期的技术变化率变化会导致老龄人口更早地退休,因为再培训需要大量投资。Lee(1998)研究了影响美国老龄人口的退休选择及退休后劳动参与率的各种因素。他以65岁以上的男性为研究对象,指出政府福利和保险的上升并不是老龄男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的主要影响因素。Lee(2001)估计了从1850年至1990年美国每一个劳动力市场的预期退休长度,结果显示,自1850年起,预期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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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较早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发达国家,有较多的研究关注老龄人口劳动参与和就业问题。

长度增加超过了6倍,如今已达到了男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后余下生命长度的30%;在1900年-1940年,死亡率和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共同影响了退休长度的增加;而1940年之后,死亡率在退休长度的增长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Friedberg(2003)利用现代人口调查以及健康退休研究数据,讨论了电脑技能对老龄工作者的两个相关影响:一是不仅年龄,即将退休的状态也是老龄工作者较年轻工作者更少使用电脑的原因;二是掌握电脑技能的人比不掌握的人退休更晚。Devaney&Kim(2003)分别利用规范的退休预期和累积优势理论考察了年老的自雇劳动者的退休预期;结果发现三分之二的老年自雇劳动者没有退休计划,这些人更可能未婚、健康状况糟糕、缺少资源以及承担着更多的责任,但他们预期活的更久;该文提出,为确保这些没有退休计划的老年自雇劳动者对退休做出规划,需要一些工作技能项目和管理培训来改善他们的财务状况。Lee(2007)利用多变量Logit回归分析研究了影响韩国老龄人口的退休选择、退休后的劳动参与率各种因素;发现自1955年至2000年,发达国家老龄男性劳动参与率普遍迅速下降,而韩国则在1965年之后出现上升现象;回归结果表明,在工业化进程中,许多农村的年轻一代外出务工并移居城镇,导致农村老龄化速度加快,农村老龄人口劳动力市场活跃度上升,这些成为老龄男性劳动参与率急剧上升的主要影响因素。Simon&Jonathan(2007)研究了英国老龄人口的自营业行为,揭示了影响老龄人口自营业行为的各种要因;他们指出实际或者潜在的收入会降低自营业者的退休概率;与正常雇员相比,性别、健康和家庭环境对自营业者退休选择没有显著影响;分析显示相对较少的雇员在后来的生活中转型为自营业者,而那些并不富裕的工作者,他们的工作并不稳定,自身和劳动力市场的关联微弱,更有可能将自营业当做完全退休的过渡。Vodopivec&Arunatilake(2011)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斯里兰卡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及其劳动力市场紧缩的决定性因素;认为大部分就职于农业、制造业、贸易等非正式部门的老龄人口为自营业者或者临时工,他们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原因是健康状况,而就职于公共部门的正式工退休的主要原因是强制退休制度;他们建议政府应调整制度,使退休年龄灵活化以提高老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提倡终生学习以提高老龄人口劳动生产力。Lee&Lee(2013)研究了韩国老龄人口雇用形态对退休决策的影响,指出自营业个体和有薪水员工退休概率存在不同;研究发现自营业个体相较于有薪水的员工更不容易退休,而个人收入、健康、生产力、工作特征和强制性退休政策等都不能很好的解释这一现象,员工和工作匹配度更高是自雇佣个体延迟退休的主要影响因素。Koning&Raterink(2013)利用线性概率模型,分解了出生年代、年龄、日历时间以及两项针对老龄工作者的政治措施,研究发现政策效应显著地解释了1999至2008年55岁及以上人口再就业比例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