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与法治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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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内容摘要 2

一．德治与法治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 2

(一).德治历史背景及其发展 2

(二).法制历史背景及其发展 3

二．“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一）“法治”与“德治”区别 4

（二）“法治”与“德治”联系 5

三．德治与法制在中国的实践 6

四．结论 7 参考文献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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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治与法制的比较研究 摘 要

本文首先阐述了“法治”与“德治”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过程，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有效治理来说，德治和法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一样，不可偏废、缺一不可。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是道德还是法律，在功能上都是有其短板。当法律失效的时候，道德就派上了用场；反过来，法律的不可替代作用就凸显出来了。法律并不能代替道德，家长里短很难诉诸法律来解决，俗语道“清官难断家务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同样道德也不可能完全替代法律，本文重点对“德治”与“法治”的关系进行了简述，其中包括了“德治”与“法治”的区别和联系，其次阐述了“德治”与“法治”在我国的具体实践，最后总结出处理“德治”与“法治”关系的必要性，“法治”与“德治”的这种辩证关系客观上要求我们要努力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最后论述了结语。

[关键词]法治 德治 依法治国 以德治国 辩证关系

一、德治与法治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

（一）德治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

《论语·为政》记录了孔子这样一段言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说以“德”的原则为政，就会如同北极星一样，自在其所，而群星都拱卫于四周。子产作为成就卓著的执政者，也曾经发表“为政必以德”的主张（《史记·郑世家》）。可见，在相当久远的年代，“为政以德”的思想，不仅已经形成政治理论，而且已经影响政治实践。北魏时期一位“以文武才策，当军国之任”，史称“纬世之器”的官员邢峦在奏言中有“昔者明王以德治天下”的说法（《魏书·邢峦传》），更明确地强调了“为政以德”，其“政”在于治国、治天下的主张。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有“大上以德抚民”的说法，强调最高境界的政治成功，是依靠“德”的宣传和实践，来实现民众的顺从和社会的安定的。孟子强调“以德服人”（《孟子·公孙丑上》）。庄子强调“以德为本”（《庄子·天下》）。《管子·兵法》说，“通德者王。”《旬子·议兵》说，“以德兼人者王。”虽然诸子百家政治立场不同，文化倾向各异，但是对于“以德治国”的原则，看来多是赞同的。汉初有的政论家还指出，“有德”和“无德”，可以导致政治的成与败并分别至于极端：“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德”，长期被看作管理国家、统治天下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法宝。唐初名臣魏徵曾经指出：“德”对于治国来说，是政治“根本”，是政治“泉源”（《旧唐书·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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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传》）。这种见解，在中国古代执政阶层中，是得到广泛认同的。“以德治国”，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色之一。

回顾历史，应当说，所谓“德政”与暴政相比，确实可以给予民众以较宽松的生存空间，给予社会以较有利的发展条件。历史上多次形成的被标榜为治世之典范的所谓“盛世”，常常是执行“以德治国”或者接近“以德治国”的原则而得以实现的。《史记·孝文本纪》中这样赞美文景之治的成就：“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新唐书·太宗纪》中如此颂扬贞观之治的成功：“自古功德兼隆，自汉以来未之有也。”都发现和总结了“以德治国”的历史经验。

然而考察中国历史文化，往往应当穿破表面透视其真质。分析涉及政治文化的现象更是如此。正如鲁迅所说，历史上“人的言行”，在明处和暗处，“常常显得两样”，古来帝王们以“德”为标榜的种种政治宣传，其实是“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准风月谈·夜颂》）回顾中国政治史，也可以看到明暗两样的“以德治国”。

西汉末年，社会危机严重，外戚王莽在复杂的贵族宗派斗争中，运用矫情伪饰的手段取得高位，后来成为新朝的皇帝。王莽在六十八年的生涯中，进行了非同寻常的政治表演。他的人生轨迹，表面看来，是始终遵循“德”的原则的。《汉书，王莽传》正文中所见“德”字多至93例。所见“威德日盛”，“功德烂然”，“圣德纯茂”，“至德要道，通于神明”等等夸诩与阿谄之辞，充斥其中。尽管他的言行时时处处以“德”为标榜，但对照当时的黑暗政治，可以透见这种宣传的虚伪与无聊。直到民众起义的烈火燃烧到宫中，王莽仍然模仿孔子故事，宣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对于这种借用“德”以自欺欺人的伎俩，后世的历史评论家曾经轻蔑地斥之为：“笑话!”(［明］李贽：《史纲评要》卷九）

回顾历史，距离理想的“德”十分遥远的暴虐的帝王、昏庸的帝王、荒淫的帝王，都不愿意舍弃“德”的旗帜。

（二）法治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形成于近代西方，但其精神和传统可以上溯至古希腊。古希腊尤其是雅典的城邦民主和法治达到了古典世界的辉煌，其在公民范围内实现了较为彻底的民主和法治，但人的等级性划分和奴隶制度的存在，又使它与现代世界的民主和法治有了分野。然而古希腊已在思想上和传统上为后来所有类型的西方民主和法治奠定了基础。罗马继受了饱含法治精神的希腊理性法思想。罗马从王政到共和到帝国初期，不仅创制了庞大的法律体系，而且将法制的精神贯彻于法律之中，其中体现人的理性的平等、意思自治和权利的私法可谓是对集中体现于公法领域的希腊法治精神的弘扬和拓展。进入帝国后，皇权对法制精神的破坏和干扰很大，但历史形成的传统未曾消失。中世纪，西方的理性思想和法治精神被笼罩于宗教的帷幕之下，但法律的神圣性和权威性依然在历史和大众中流传。近代以来，思想家们对权力本质的深刻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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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着西方法治理论走向完备。“权力就其本质而言是邪恶的，不论其行使者是谁。”但有组织的人类社会又无法取消权力，所以减轻权力对人的伤害的最佳途径就是给权力划分界限即“以权力制约权力”；而这一切都需要在体现民意的法律基础上和框架内展开，也即将权力纳入法律，从而使人的安全、财产、自由、尊严等得到法律的保障。这条思路引导出来的政治法律制度或者社会控制模式就是法治。为了让法治成为现实，西方思想家拿出了“分权与制衡”的实施方案，将中央集权制度改造为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分权体制，通过分权和制衡来实现法治和集权。建构法治的思想和方案是西方文明的特定产物。它一方面源于商品经济高度发展所引起的社会关系的契约化，同时又植根于希腊的理性文化和基督教宗教文化中的人性恶论。人性恶的文化促成人们优选客观公正的法律而不是主观性强的道德作为解决纠纷的社会控制方式。社会关系的契约化形成 …… 此处隐藏：6433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