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华长篇小说《兄弟》的精神价值取向(2)

[10]掘出一个人性的新视角，尽管兄弟俩性情相异，而彼此的情意又成为各自性情的一个生动组成。”

作者余华正是用家庭之爱、用蕴藏在内心深处的爱的自由来对抗那个残酷的年代。所以，面对暴力，宋凡平并不是没有反抗，如果没有反抗，他会在跑到汽车站后在红卫兵打他的第一下起就停止去接妻子的念头，但他没有，他做的一切，只是试图把那个疯狂的年代和自己的家庭、亲人隔离开来，不让家人受到伤害，这从他遵守到车站去接妻子的承诺以及为两个孩子所做的事情中可以看出。宋凡平是死了，但他的爱依然存在，他留给家人的，是坚强。

不否认的是，小说中穿插着大量的暴力与腐朽的描写，而关于爱的描写，仅仅是少数的。但是，作者并没有埋没那些爱，反而让人更深切地体会到，“越是暴力横行的时代，人们越会固持着本能的爱，因为荒谬的时代虽然使人暂时抛弃人性深层的爱而追逐肤浅的罪恶，但人性最终会回归，人们也会更深地领悟到爱的伟大和无畏，因为在人的尊严被践踏的时代，在人一无所有的时候，唯有爱，

[11]人与人之间最纯真的爱，才能对抗强大的暴力现实。”宋钢的自杀正是反映了这一点。

文本分析，不仅要仔细，更要全面，断章取义是不行的。大多数的评论家只注意到了李光头的成功故事，但没有人注意到他在宋钢死后的一系列表现。小说中，宋钢的惨死传达的不仅仅是悲剧，更是一种爱的救赎：宋钢是带着“爱”离开这个世界的，在他的遗书中，他说他不恨李光头，也不恨林红。正是有爱，才让宋钢走的如此安静；正是有爱，才让李光头和林红彻底明白了自己失去的是什么；也正是有爱，才让李光头在宋钢死后可怜巴巴地说出了那句：“我现在是个孤儿了。”这样，由此看来，宋钢并没有彻底沦为失败者的象征，他的离去带走了李光头的一切希望。小说中，如果说宋钢代表的是爱的力量，李光头代表的是那个时代，那么李光头在宋钢死后的表现即反映出了爱的胜利。在他看来，即使自己拥有再多的财产，少了宋钢的这份兄弟情谊，这个世界对自己来说也是黑白的，毫无意义可言。至此，作者在这之前为李光头搭建的成功的大厦也轰然倒塌。

《兄弟》之中的爱并不肤浅，只不过作者以一种最普通的形式表达了出来，正是这样一个个的小爱，让读者体会到了人性的光辉和人性的美好。而往往能打动人心的，也正是这样最平凡无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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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

二、超现实的现实

“虚伪的现实”是《兄弟》备受指责的另一个方面。早先的余华给人的印象，是“能够采取一种非常简单同时又内蕴丰厚的手法，按自己的所见所思所感呈现事物，而且是没有任何类似经验的第一次呈现。这些事物的形象性，由于感知主题的倾向而显得绚丽多姿，不仅使小说的意义更易于为读者理解，而且往往给我们带来某种特殊的感受。正是这种有别于以往小说线性或块状叙事的感性叙事或形象化叙事，使小说的人物形象摆脱了沉重的意义负载，而还原到一种与生活同构的本真状态。同时，余华先锋的姿态和叙述背后的苍凉，也说明了他对生命更深层的关怀和同情：命运、

[12]时间、不可知的力量，左右着人活着的欢乐和苦难。”用简单的叙述来反映深刻的内涵，与生活同

构却又不失肤浅，这就是最初的余华给人留下的印象，无论是《活着》还是《许三观卖血记》，都是如此。

但在大多数评论家的眼里，《兄弟》颠覆了以往人们对于余华的评价，“叙事逻辑是满目创痍，令人难以置信的，”“由于缺少起码的真实性而不具有任何说服力”，“只剩下过程的平面化的延长，

[13]不合理不可能情节的充实，人工制造的细节的增加。”小说表面上的繁华、热闹掩盖不了其实质上

的空洞，众生万象却无法进入现实，荒诞下的肤浅也成为众多批评家批判的靶子。除此之外，学界还一般认为，余华在《兄弟》这部小说中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不可靠的叙事者”。

这一观点代表了大部分人对《兄弟》的看法：“从下部看，他始终浮在表层，很用力却无法进入现实的内核；内容本是写实的，却给人强烈的荒诞不经之感；语言很热闹，但他擅长的带有暴力色彩的密集叙述方式恰恰把自己变成了言不及义的‘话痨子’”。“余华成了‘靠不住的叙述者’，他的叙事安排，有悖于读者的现实经验：他认为这个社会是荒诞的，而这种荒诞用细节放大时，让正生活在此中的人们不免有照哈哈镜的感觉——脸上的粉刺和表情都过于夸张了，不太相信这就是自己

[14]的处境。”在学界大多数评论家看来，余华在小说中运用的荒诞的手法使得他给作品涂上了一层虚假的色彩，也让自己失去了在先前作品中所反映出的那种深刻的内涵。

对此，梁振华的一段论述很有代表性：“余华的深刻源自他所谓的‘虚伪的形式’，而‘虚伪的形式’则直接发端于一个关于世界结构的前提性认识，那就是对日常生活经验的怀疑。也只有对常识和现状秩序的怀疑，才能使作家的想象力不至于‘在一只茶杯面前忍气吞声’。遗憾的是，《兄弟》里尽管不断重复着余华叙述上的‘虚伪’，但由于失掉了那个基础性的前提——作家展示的不再是与现实的紧张，而是肤浅的情感立场、轻率的价值判断以及对‘常理’的认同——于是，这些‘虚伪’便只能停留在纯形式的层面，它们无法通向那样一个独立于生活和写作之外、辽阔而深邃的‘现实’。”

[15]在《兄弟》中，余华失去了他的先锋性，其融入到现实中的写作态度让很多学者不能接受，在他们看来，这样的余华无异于一个现实的媚俗者，而其思想内涵更是不可能加深。小说中的大量情节是超越了现实的，即现实中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事情，亦或是“小说的叙事结构与重心出现了偏重或

[16]偏轻的状态”，肮脏、残忍叙事篇幅较大导致作品“度”的失衡，进而给人感觉是不可靠的叙事。

余华在与严锋的《〈兄弟〉夜话》中曾这样评价自己的作品：“我写《兄弟》，是想尽量离生活近一点，我集中描写了现实。汪晖告诉我，‘文革’时只有一个阶级，却天天搞阶级斗争；到了现在，有阶级了，却没人搞阶级斗争了！与现实的荒诞相比，小说的荒诞真是小巫见大巫，写到后来我发现了，现实给了我超现实，通过超现实，我又回到了现实。两个时代，从匮乏到泛滥，都荒诞，都超现实。”作者余华到底想说明什么？虚伪的叙事、空洞的思想成为了众学者批判的靶子。但究竟什么样的内涵才算是深刻？如果要质疑小说情节的真实性，我们是不是要先问一下卡夫卡这样的大师：人可能变成甲壳虫吗？

“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四百年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了四十年之中，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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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结这两个时代的纽带就是这两兄弟两人，他们的生活在裂变中裂变，他们的悲喜在爆发中爆发，

[17]他们的命运和这两个时代一样地天翻地覆，最终他们必须恩怨交集地自食其果。”这是《兄弟》后

记中的一段文字，短短一段话就概括出了作者对那两个时代的看法，正是这样的看法统治了他的写作，让他抓住时代的特征来进行肆意的叙述，犹如一个漫画家，找到了所要描绘的事物的突出方面从而进行夸大，使人能一眼认出这个时代却又不至于让作者所描绘的时代失真。看了小说，再来看这段后记，我们就会 …… 此处隐藏：2762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