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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路径及其制约性因素

来源:网络收集 时间:2026-08-18
导读: 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路径及其制约性 因素 王伟男 2013-07-18 09:57:00 来源:《教学与研究》(京)2013年1期 内容摘要:经济、外交和军事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三个基本实施路径。但由于美国可用的战略资源与其宏大的战略目标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决定

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路径及其制约性

因素

王伟男

2013-07-18 09:57:00 来源:《教学与研究》(京)2013年1期

内容摘要:经济、外交和军事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三个基本实施路径。但由于美国可用的战略资源与其宏大的战略目标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决定了这些实施路径带有先天的制约性因素。认清这些制约性因素,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看待美国的战略动向,更加理性地分析它对中美关系和亚太局势可能造成的影响。

关键词:重返亚太;实施路径;制约性因素;TPP;二元依赖

作者简介:王伟男,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法学博士,主要研究国际战略、气候政治和台湾问题。

中图分类号:D83/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0257-2826(2013)01-0063-08

美国“重返亚太”①战略是目前国内外媒体、学界和政界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之一。奥巴马政府上任后,尤其是最近一年多来,美国在亚太地区纵横捭阖,动作频频,显示出要把其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的既定决心。多数观察家都把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举措区分为经济、外交和军事三大领域②,实际上构成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三个基本实施路径。然而,有限的战略资源与宏大的战略目标之间的紧张关系,决定了上述三个实施路径都带有先天的制约性因素。这种制约性因素将会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产生牵制作用。

一、经济路径及其制约性因素

经济方面的考量是美国实施“重返亚太”战略的首要动因。正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所言,“利用亚洲的增长和活力是美国经济与战略利益的核心,也是奥巴马总统确定的一项首要任务。亚洲开放的市场为美国进行投资、贸易及获取尖端技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我国国内的经济复苏将取决于美国公司的出口,以及它们开发亚洲的巨大且仍在增长的消费市场的能力”。[1]不难理解,经济实力是大国综合实力中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军事、科技、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实力归根结底都要以经济实力为基础,这对于具有某种战略雄心的大国来说更是如此。冷战结束后,美国全球战略的最高目标就是维持其全球霸权地位。在先后受到反恐战争拖累和金融危机打击的情况下,美国要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首要任务就是重振美国经济。

然而,美国传统上最重要的两大经济伙伴欧盟和日本同样处于债务危机的旋涡中,经济低迷已久,至今看不到走出低谷的迹象。而亚太地区在冷战结束后经历长期经济繁荣,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亚太地区新兴经济体蓬勃发展,潜在的大市场不断转化为现实的大市场,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也取得了亮丽的成绩,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越来越大,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也大幅提升③。奥巴马政府要想重振美国经济,实现其国内失业率降低和出口额五年内翻番的目标,借重亚太地区的繁荣态势是必然选择。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美国对亚太地区繁荣态势的借重,不是通过平等且建设性地参与该地区既有的经济合作框架,而是以获取该地区经济合作进程的主导权为出发点。

在亚太地区,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部分东盟国家是美国的传统经济伙伴,它们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可以追溯到冷战刚刚开始那段时期。而中美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则起步于冷战后期,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快速发展,至今则形成惊人的规模。直到奥巴马政府上台前,美国与亚太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更多地还是一种靠市场力量驱动和国际多边规制(如WTO)管理的关系。虽然亚太地区国家相互之间的经济合作进程(如10+X框架)确实带有浓厚的官方主导色彩,但美国对此趋势一直采取袖手旁观、有时甚至是负面的态度。例如,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不仅无所作为,甚至还强烈反对包括日韩等美国盟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提出的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倡议,导致该计划无疾而终。同样的,2009年日本方面提出以中日韩为核心建设“东亚共同体”,也因遭到美国反对而不了了之。虽然美国也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主要成员,但由于最近十余年来一直忙于反恐战争,美国并未把它作为经营重点。

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太”战略后,美国对亚太地区经济合作进程的主导权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正如亚洲对美国的未来极其重要一样,一个积极参与的美国对亚洲的未来也至关重要。该地区渴望我们的领导作用和商业参与,这种渴望或许比现代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强烈。”[1]鉴于亚太地区已有存在多年且运行良好的10+X合作机制,而另一涵盖范围更广的APEC机制却由于各种原因而日益空洞化,美国就另起炉灶,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作为取得亚太地区未来经济合作进程主导权的关键抓手。

TPP的前身是2005年5月由APEC的四个小规模经济体文莱、智利、新西兰、新加坡发起成立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P4)④。2008年2月,当时的小布什政府宣布加入其中,但调门并不高,也没有强烈的欲望去充当谈判进程的主导者。奥巴马政府在2009年1月上台后,于当年11月正式提出扩大

P4的计划,该机制也随之更名为TPP。随着亚太地区更多成员宣布加入TPP谈判,该机制成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工具的态势越来越明显。2011年11月,在美国强势主导下的TPP纲要正式发布,详细阐述了20项谈判议题及部分领域的谈判成果,主要涉及公平竞争、跨境服务、环境保护、金融服务、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法律法规对接等方面。这个纲要的突出特点,在于它对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要求明显高于世界贸易组织(WTO),也高于现行的各类区域性自由贸易安排,尤其是对成员国内部法律法规、体制机制、甚至价值观念的相关规定,更是史无前例。如果TPP按照美国的意图发展下去,那么它将不仅是一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更是一个在政治利益方面“志同道合”者的共同体。有论者认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强势推动TPP计划,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的战略意图:一是借助亚太繁荣态势促进国内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增长,二是夺取亚太地区经济、政治发展进程的主导权,三是重塑全球经济治理规则,四是削弱或稀释中国在亚太地区既得的主导权。[2]人们普遍认为,TPP已成为美国实施“重返亚太”战略的一个支柱性工具。除了TPP外,美国还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其他一些合作安排,如与泰国、柬埔寨、老挝和越南探讨建立“湄公河下游行动计划”,更直接地参与到该地区相关国家的各项建设中。

增加出口、促进就业、重振美国经济,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首要目标。然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规律告诉我们,美国扩大出口既意味着其他国家要增加对美国商品和服务的进口,也意味着美国也要相应扩大对其他国家商品和服务的进口,它必须是一个双向互惠的过程。从理论上说,这要求美国也要扩大自身的市场容量。然而,美国已经是一个过度消费的经济体,因过度消费而导致的家庭债务和公共债务长期居高不下,是2007年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及其后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美国国内市场已经饱和,长期以来以借债消费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方式需要转向更加注重储蓄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这恰恰是一个排挤市场泡沫、节制消费水平的过程。因此,如果美国只是打算扩大出口以增加本国就业机会,而不打算或者没有能力相应扩大进口以促进其贸易伙伴就业机会的增加,或者新增出口与新增进口在数量上严重失衡,这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上也很难行得通。

从制定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游戏新规则的角度看, …… 此处隐藏:3203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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